思想者論壇
2005年11月號,總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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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核安全與中國的核戰略

  王寳付:中國核力量的發展和核政策
      的確立有特殊的歷史背景

  我們發展核武器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很特殊,即美蘇試圖建立核壟斷,這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的核政策產生的過程,也很特殊 。

  現在我們說核政策是國家的大戰略,可是當時在我們沒有核武器的時候,我們老一代領導人在美蘇封鎖、壟斷,肆意揮舞核大棒威脅別人的時候是怎麽認識核武器的呢?

  毛澤東主席說核武器是用來嚇唬人的。他說,核武器算甚麽?同樣也是紙老虎。所以,中國從來沒有像美蘇那樣,拿核武器去威脅別國,所以也就沒有像美蘇那樣從實戰的角度來規劃核戰略或核政策。

  美蘇當年的核力量是水漲船高,其核政策也是針鋒相對的,冷戰時期兩國的核政策是從實戰的角度,不斷調整核威懾和核實戰戰略。

  我們之所以核政策四十年不變,就是因爲我們最初發展核武器就不是用來威脅別人、嚇唬別人的。我們發展核武器的目的,主要是打破美蘇的核壟斷,中國是從自衛的角度來想這個問題的。

  中國的核政策也應該不斷研究和討論

  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來?,核政策屬于國家大戰略的範疇,應該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像其它任何戰略一樣,核戰略、核政策也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如果那樣的話,就用不著研究和討論這個問題了。

  我認爲,一個國家的核政策需要不斷地研究,不斷地討論。美蘇在冷戰時期不斷調整核戰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有。即使在冷戰結束以後,其他核國家的核戰略也是在不斷地調整和發展。

  當然,任何一個國家核政策的變化和調整,都是有前提的。尤其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國際形勢有沒有重大變化?我們的安全環境有沒有根本變化?維護國家安全的客觀需求有沒有變化?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而且,任何一個核國家的核戰略或者核政策的調整,都不是由一個具體部門來確定的,這是國家最高決策層的職權範圍。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堅持把核武器當作一種不威脅他人、用于自衛的武器,其核政策從來都是國家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不可能由作戰層面來?定這個問題。

  可以這樣說,使用核武器的人,是定不了核政策的,恐怕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是如此。這是很明確的,因爲這是政治決策。

  現在有些人對我們的核政策有這樣那樣的疑問,西方對我們的核政策包括核武器的發展,批評也好,指責也好,疑問也好,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我們發展核武器的歷史背景缺少必要的瞭解。

  其實,中國的核政策有一些重要的原則,包括“不首先使用”這樣的非常重要的政策,這在國際核軍備控制、核裁軍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像這樣幾十年始終堅持的重要政策,並沒有得到西方核大國應有的重視和尊重,他們認爲這是口頭承諾、只是說說而已,如果這麽去看,那麽核裁軍從哪里起步、從哪里開始呀?

  我說,首先就是應該從這裡起步。就是有核國家先做這樣的承諾,爾後再往前走。如果擁有最多核武器的大國,連這樣的政治承諾都不願意做,核裁軍怎麽往前走?如何去推動?

  王在邦:美國只追求對自己更安全

  我說,往往是“惡人眼裏無好人”。我們積極承諾了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們是把核武器是作為最後的一種自衛手段,是在實在沒有辦法了的情況下的選擇。

  美國人追求絕對安全的單邊心態,營造冷戰後美國世紀的狂傲心態,大家都是深有感觸。大家都覺得是美國把冷戰之後的大好的安全形勢,給葬送了。

  美國人絕對不是從全球安全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不是要建立一個共同安全的世界,而是要建立一個對美國更安全的世界。而對美國更安全的世界,是美國要有絕對優勢。

  小布什有宗教極端色彩

  美國要建立對自己更安全的世界,有兩個前提。對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不能讓它們像當年蘇聯一樣來挑戰美國,讓美國像冷戰時期那樣整天生活在一種忐忑不安的狀態之中,美國要避免這個狀態出現。

  美國人爲甚麽要搞導彈防禦系統?就是要防止這種狀態出現。美國認爲俄羅斯是一個日益衰敗的國家,他們的核武器早晚要淘汰掉;但是中國是一個日益崛起的國家,中國也有日益發展的核力量,對美國來説也是威脅。搞導彈防禦系統,就是讓你失去對美國的威懾力。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先發制人”、核武器小型化。對於所謂“流氓國家”,不聽話我就整你。結果是美國既能夠控制到大國,也能讓其他國家聽話,他們有這麽一種戰略心態。

  這麽一種心態的根在哪個地方?我覺得,小布什具有宗教極端色彩。在基督教裏面,魔鬼與好人必然有衝突,而上帝的選民,就是來處置魔鬼的。美國人是上帝的子民,美國人就認爲這個世界有魔鬼,他們就要這?做。

  這種具有極端色彩的宗教世界觀,必然導致美國在世界上大搞同盟外交,拉一個打一個。而我們實行的是全方位外交,廣泛發展友好合作。美國為甚麽在朝鮮半島不能放棄敵視?因爲有一個同盟體系在那裏。美國會不會最終同意搞一個東北亞區域的安全合作架構,與朝鮮徹底緩和下來,追求一種共同安全?現在看似乎不樂觀。短期內美國人不會這麽搞。為甚麽對伊朗老是放不下?因爲有以色列,因爲以色列與阿拉伯積蓄的矛盾在那裏,美國人想抓住以色列。只是在九一一之後,美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才有所調整。所以,其外交思想就是一種同盟外交,就是一種片面外交。

  中國核戰略是軍事戰略選項

  中國的核政策、核戰略,我認爲是軍事戰略的一個選項、一個部分,是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個部分;從總體上來説,還是要服從中國的總的安全政策,而總的安全政策還是要符合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和我們面臨的國際安全的形勢。

  在當前的形勢下,中國傳統的核政策,還是有效的。我們的核戰略的調整,要服從整個國家安全戰略的總的方針,服從于我們對安全環境的總的判斷,需要周密論證,慎重實施。

  我認爲,冷戰結束以後,中國面臨的安全環境不能說是惡化了。冷戰時期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之前,六十年代後半期,我們的形勢比現在惡劣得多。珍寶島事件前後我們面臨的外部安全形勢多麽嚴峻呀?那時候我們都敢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這裡有外交理念上的不同。

  郭震遠:中國的大塊頭使之可以說不首先使用核武

  我們國家是一個大塊頭。比如説,北朝鮮一旦有了核武器,並不會講不首先使用,因爲對北朝鮮來講,常規的、生死存亡的威脅是現實的。對我們來講,不存在一種常規的、生死存亡的威脅,現在和未來都不存在。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核的打擊和面臨的常規的威脅脫鈎。我認爲,這是從我們的實際出發。

  插話:

  核問題包涵的這麽多問題,概括起來就兩條。一個是能力,一個是政策。能力在現代的條件下,核國家也好,核門檻國家也好,或者想發展核武器的國家也好,這個能力的問題,包括數量、質量、結構、狀態,瞞不過去,國際社會基本上是清楚的。

  以前美蘇互相打埋伏,現在基本上是透明的。關鍵是政策。現在所有卡著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政策的問題。能力差不多,北朝鮮、伊朗若有核武器,即使不怎麽樣,攻擊力也差不多。

  王在邦:美國也經不起與中國這樣的大國進行對抗的代價

  美國再怎麽不好,但是中國不能向美國學。為甚麼?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這個世界就麻煩了!這個世界就真的沒好人了。比當年的美蘇爭霸還麻煩。

  中國目前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是沒有什麽可挑剔的,是行之有效,而且應該長期堅持下去。

  就像剛才郭震遠研究員講的,中國就是一個大塊頭,你拿我沒辦法。你美國敢比不敢?你敢不敢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有人會說,美國是超級大國,軍事力量無與倫比,中國打不過它。這是事實,我們?不是存心要與美國搞對抗,我們不是對抗專業戶。但是要分析外部安全環境,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想,美國真的敢跟中國幹一仗嗎?

  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總的趨勢是多極化。現在看來,多極化不僅是趨勢,而且已是事實。美國人現在不是像冷戰時期那樣,面對蘇聯這麽一隻猛虎,而是面對群狼;而且,猛虎鬥不過群狼。未來真正能夠對美國構成挑戰的不止中國一家;現在美國人認定中國是最具實力的挑戰者,30年、40年以後印度會不會成爲更具實力的挑戰者?俄羅斯會不會再次崛起唯一個挑戰者,我看我們誰都難以簡單地給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這就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如果中美打一仗,中國肯定處于下風;但是,美國也不會因爲中國處于下風就會輕易與中國對抗。因爲它經不起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打一仗的考驗。這就是為甚麼基辛格說,中美兩國對抗,勢必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原因。

  總起來看,小布什在對華政策上還是相當務實相當理性的。美國是有走極端的人,就像中國也有極端的人一樣。這些極端的人是甚麽?他們不懂政策,恐怕也不知道有政策。所以我們不能僅僅看美國的好戰派,這些人在美國還是少數,不是主流。

  山民: 讓世界暸解中國的和平追求

  我們國家有核政策,但是沒有核戰略。核戰略在軍事戰略中或者安全戰略中,是一個因素,僅僅是一個因素,而沒有一個完整的核戰略。我覺得在核大國裡面,可能祇有我們是這樣。就是說,中國不搞核訛詐,實際使用的可能性也很小。

  第二,我覺得中國的核政策,是中華文化的一種反映,我們現實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種反映。可以說,這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的文化思想。

  美國以及西方的一些國家,有好戰的文化傳統。中國的軍事戰略是一種和為貴的取態,秉持中國傳統文化中“兵者,凶器也”的理念,因此,動之,慎之又慎。

  在核政策上,我覺得中國的核政策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中那種以“和”為主線的戰爭思想。同時,這也把我們的外交政策中的和平思想充分體現出來了。

  第三,中國的核政策,對世界軍備控制也好,戰爭問題也好,大國關係也好,是一個平衡因素。這種平衡,就像當年美蘇兩家的恐怖平衡,中國的核政策在當時沒有給任何一家增加法碼。當時中國作為核國家,又強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下子就給出了明確的定位--既保全自己,又保全世界。這就是既為自己的和平,也為世界的和平。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衡因素。

  現在來看,這也是世界和平參照的一個標準。為甚麼這麼說?就是中國的核政策,給全世界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參照標準,就是中國一貫堅持的以和平為追求的核政策,這是以和平為基礎的參照標準。別人相信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

  實際上美國所有的對華政策,都沒有真正明白中國人是甚麼樣的人。中華民族是真正擁有“為萬世開天平”的思想的民族。這一點,在核政策上已經反映得非常清楚。

  為甚麼西方人懷疑中國人的這種誠意呢?因為他們以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文化傳統,來看待這個世界,來對待別人。而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恰恰又是不容易被外人所理解的。

  我們現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學院,輸出中華文化,希望世界能夠逐步加深對中華文化的暸解。如果能夠在文化輸出的過程中,把我們中國人的這種戰爭文化、戰爭思想,特別是以和平為基礎的戰爭思想,也能夠輸出,或者一部分輸出,對世界的和平也是有好處的,將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王在邦:中國是“後發制人”

  我們的核政策有一個本質的東西,就是“後發制人”。

  自古以來,中國的兵書上就講究“後發制人”。這個“後發制人”怎麽來的?趨向於兩個心態--一個是高度自信,對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第二個就是,“眼裡無壞人”。

  中國自古流傳的一個說法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兩句話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你眼裡沒有壞人,所以你就很難去防人。

  比如對于美蘇當年的核訛詐,解密檔案一出來,我們都非常驚訝。原子彈、氫彈那麽厲害,他們竟然考慮對中國動用核武器?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好幾次美蘇有這種考慮。

  我們老是講要維護世界和平、維護自身安全。我覺得,中國的外交,還是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的。在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上,還要引領世界發展的潮流。甚麽潮流,就是要推動核裁軍,推動核不擴散。

  所以,現在很多學者都寄希望於中國能夠和平崛起。

  王寶付:對美國的破壞性和建設性作用應該兩面看

  談冷戰以後的核裁軍、軍備控制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分析,其中包括對美國的政策和作用。美國的政策對現行國際軍備控制的體制,破壞性確實很大,但是也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看。

  我們不能簡單地講,現在的形勢比冷戰前更不安全了,這樣講是有問題的。比如我有一個問題就不是很理解,你說現在這種全球的核狀態,是使這個世界更安全了呢?還是更不安全了呢?這裡有兩種看法。

  有的說冷戰結束十五年以來,核武器一直在擴散。但是換一個角度,這一階段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一些國家放棄了發展核武器的目標。我們對此不能看不到——利比亞、巴西、南非等都放棄了核計劃;包括蘇聯解體以後的烏克蘭,遺留的核問題也處理的比較好。因此不能單純講更危險了。

  我個人理解,冷戰時期兩個核大國搞核對抗,確確實實準備打核戰爭,但那時有一個特點,就是雙方對核武器的管理、控制能力都很強。但是現在這種態勢不大一樣,有些非國家行為體想得到核技術或者核裝置,現有的國際規則控制不了他們,國際軍控條約也管不著恐怖組織,他們不按國際法規辦事,從這個角度講當然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面,我們現在不是講全球治理嗎?就是要考慮如何讓全球更安全。包括美國的作用也一樣,破壞性的作用和建設性的作用兩個方面都有;某一階段破壞性的作用大一些,但是也不能說其作用全是破壞性的。

  郭震遠:座談會結語

  我覺得今天談得還是比較深入的。不論是對世界核軍備的發展、防擴散的努力、對世界安全的影響,及對我們國家核政策的討論,我覺得談得比較深入。

  深入就表現在,我們既談了有關核的本身,更從國家的大戰略、世界的大形勢來談,這樣的話,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就是說,我們看當前整個世界的核軍備的發展、防擴散的努力和我們的核政策,要看到事情的不同方面、不同層次。

  所以我從來都認爲,冷戰後我們處理國際問題包括國內問題,最大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認識、應付複雜的局面,以及把這種複雜的局面變爲對我們的發展更加有利的方面。在核問題上,也是如此。

  大家今天都講,冷戰結束以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當年的核對抗不存在了,因而世界面臨核大戰的威脅,應該說大大緩解了。但是又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我們如何處理好這種複雜的情況,爭取和保證我們的國家安全,這是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

  評論員簡介:

  葉如安: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一九七三年起從事美國外交、防務、國際安全與軍控問題研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公使銜參贊。

  王寶付: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大校、教授,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長期從事中美日安全關係和亞太安全研究。

  王在邦: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一九五三年生于山東省諸城市,曾就讀于曲阜師範大學、南京大學,長期從事國際戰略與安全問題和中美關係問題研究。

  姚雲竹: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亞太研究室主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主要從事亞太安全、美國軍事事務、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等領域的研究。

  山  民:中國軍事學會謀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畢業於國防大學,戰略學碩士,長期從事國際安全問題和軍事理論問題研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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