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7日電／日前馬英九接受香港《亞洲周刊》專訪時，對兩岸關係發展多有重要論述，尤其是期待參加明年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並願意與習近平總書記會面，讓“習馬會”議題再次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焦點話題，也讓外界抱有更高期待。那麼，如何看“習馬會”的可能性及其重大意義？
華夏經緯網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文章稱，外界將“習馬會”問題集中在會面的時機、名義、身份、地點等這些技術性與枝節性問題上，顯然未能從戰略的高度與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局看待“習馬會”問題。就兩岸關係發展而言，甚至從習近平與馬英九個人兩岸歷史定位看，確實需要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與會談，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進行戰略部署與長遠規劃，確立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與目標。“習馬會”能不實現及會達成何種重要政治成果，關鍵取決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決定與決策。至於何時、何地、何種身份與名義會面、會談，並不是問題。一旦政治戰略確定之後，其他技術性問題自然會找到妥善的解決辦法。其實就時機看，2015年“習馬會”更適合。2014年初，兩岸舉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的“張王會”，簽署兩岸兩會互設機構協議，實現兩岸事務主管部門互設辦事機構，建立常態化的兩岸政治互動新平台；2015年再舉行“習馬會”，為未來兩岸政治發展做出重要規劃與安排，並達成兩岸和平共同宣言。
目前海峽兩岸對“習馬會”的舉行時機、會談內容等有明顯差異。台灣方面認為，2014年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是“習馬會”的好時機，在大陸則有不同看法，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反對者認為在國際場合舉行兩岸領導人會面不妥當，會有後遺症，國台辦發言人曾公開表示依照慣例處理相關事宜，是間接否定。其實，觀察過去多年來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發展，許多原本認為是障礙的問題最後都不成為問題，也沒有不突破的既有框架與慣例。大陸過去反對台灣卸任的副領導人參加AEPC領袖會議，但後來卻允許同樣身份的連戰與蕭萬長參加了APEC領袖會議；許多人也不會想到在印尼巴裡島上實現了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的會面與相互稱呼官銜，這在過去也認為是不可能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兩岸之間有沒有足夠的政治互信，是否認承認與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因此APEC場所不是問題，地點、名稱、身份等不是問題。APEC是理想場所選擇，其他場所也不是不可以，如兩岸經貿文化論談也是可行的，甚至專門舉行會談也是可以的。就“習馬會”本身而言，可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方案，不同的安排。最好的方案當然是習近平與馬英九以領導人身份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發表共同宣言或兩岸和平倡議；次佳方案是兩岸執政黨領導人即以習近平總書記與馬英九主席的身份在北京會面，並發表兩黨關於兩岸和平發展宣言。當然，還有其他可能的方式、地位與身份。
問題是現階段兩岸對“習馬會”的期待目標是有差距的。台灣方面是希望借APEC會議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創造形式與名義上的兩岸政治關係突破以及台灣領導人首次參加AEPC的國際空間上的重大突破，至於“習馬會”談何內容，達成何種重大共識，可能還不是馬英九所優先考慮的，因為馬英九連任後確立的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三大中心任務沒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等安排。大陸則不同，不只是希望實現名義上的“習馬會”（儘管本身也有重大意義），更重要的是關注“習馬會”能不能在兩岸關係發展問題上有歷史性突破，能不能將一中框架形成共同文字、寫入共同文件，能不能發表或兩岸政治發展共同聲明或“兩岸和平宣言”。這一差異才是能否實現“習馬會”的關鍵所在。至於最後能否實現，不僅要看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需要，要看兩岸關係發展的氣氛與周邊環境，還要看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決定，尤其是馬英九的政治決定。
顯然依筆者觀察，現階段“習馬會”還只是兩岸各自的主觀期待，甚至是馬英九方面的一種政治試探，還不是初步設想，並無具體安排。如果雙方有了強烈的政治意願，接下來才是兩岸雙方的私下、非公開互動與協商，其間會有一個艱苦的政治博弈過程，會討價還價，也會相互妥協，並達成共識，確定會面時間、地點、身份、名義與會談重要內容與預期成果。
作為研究兩岸關係問題的學者，認為“習馬會”有很強的現實需要性，可能性也在增大，值得期待。期待兩岸領導人站在共同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大局與維持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基點上，抓住難得歷史機遇，積極創造條件，力爭在未來兩年時間內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與會談，達成重要政治共識，發表兩岸和平共同宣言，譜寫兩岸關係發展、振興中華歷史新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