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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被稱為“北京共識”。 |
中評社╱題：當北京共識對上了華盛頓共識 作者：林建山（台灣），博士、獨立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摘要】相較於美國《新華盛頓共識》由對外掠奪攻勢轉向對內守元新策略的具體内涵，2023年《北京共識》的新階段行動願景，反而更加向外延伸包容、擴大合作共贏、構築共同富裕的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信毋庸等到2050年，《北京共識》願景的實現，必將在全世界格局直接全面超越《新華盛頓共識》。
過去將近半個世紀時間，《華盛頓共識》一直都被第一霸權美國拿來作為鞏固霸權地位、搶劫掠奪開發中國家、遏制和掌控落後經濟體使之成為其附庸扈從國家、發動各式各樣顏色革命、拱火各種地緣政治經濟衝突及戰爭事端的高效侵略手段。但是，就在2023年，面對《北京共識》的直面挑戰，已不得不調整攻勢戰略，改採守勢固本的《新華盛頓共識》戰略。但從最近兩年拜登政府賡續推出的對內對外長臂管轄法案加以審視，大戰略轉向的前景並不被看好，面對《北京共識》的擴容延伸挑戰，贏面應該不大。
2004年首見“認知中國”的《北京共識》概念
《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是北京清華大學兼任教授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一篇論文首提的“認知中國”概念，來自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長經驗，強調其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如設立特區經濟），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海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不對稱力量之工具運用等綜觀特點，此所謂《北京共識》不僅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同樣注重中國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認知，體現一種尋求公正與高品質成長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思路。
這項認知當代經濟發展的《北京共識》概念，旋即在歐洲、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引起強烈反響，中國的經濟奇蹟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一時成為世界的焦點；《北京共識》概念對中國30多年經濟改革開放成就所作理性思考與分析，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成長發展途徑，也是所有開發中國家追求經濟成長、改善人民生活和脫貧致富，殊可效仿的典範。《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內涵：一，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二，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三，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其中，創新和試驗可謂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希望榫合於聯合國標準秩序規則，但不配合美西方自設的所謂“美式國際秩序”或“美式國際規則”之統一標準規範。
針對美西方掠奪性《華盛頓共識》的莫大挑戰
《北京共識》的提出，主要的國際統理戰略旨要策立，有兩大面向關鍵意涵：一是，基於端正“中國認知”，冀能化解美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集體恐中症”，避免演變成為越來越發激烈敵視的全面圍堵、遏制中國的盟友聯手政經金融軍事行動；二是藉由《北京共識》的提出，明確反對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倡議的《華盛頓共識》。
尤其後者，是由世界第一經濟霸權美國利用威勢，託藉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B）等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國際金融組織，聚合G7霸權集團，齊集華盛頓研討世界金融危機解決方案以解決開發中國家經濟金融困頓之對策。《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主要內容，是以美式新古典自由主義，利用跨國金融機構施予救急資金挹注措施，立馬解厄除困，但卻也要求受害國家，進行救窮的經濟結構大改造，大膽採取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加速資本主義化，輸出美式資本主義，以維持整體經濟體系之長期穩定；事實上是將各受害國家，硬性伏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附庸，永遠被美國支配掌控。
加入WTO之後的中國，歷經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所達成傲世高速經濟成長，其所構築驚豔全球的《北京共識》，當然構成對美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衍生政策、特別是《華盛頓共識》的莫大針對性挑戰。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支配馴養掠奪地緣經濟的政治手段
《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本質言，《華盛頓共識》就是美國拿來作為支配馴養歐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的薅羊毛政策手段，也當然就成為後來美國在蘇東波之後的所有地緣政治經濟區域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手段。
《華盛頓共識》指引馴養拉美經濟改革的十條政策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在這些國家政府被馴服並成為美國附庸經濟體之後，乃有可能得到IMF及世界銀行的支持。
IMF、WB等跨國組織針對開發中國家強力推動實施《華盛頓共識》十條政策，旋即引起極大爭議。早在2008年次貸風暴、全球信貸危機愈演愈烈下，2009年G20倫敦峰會時，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就公開宣稱“舊有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華盛頓共識》對美國經濟的自我戕害
自1990年代直到今天，《華盛頓共識》一直都是美國維繫全球統理經濟霸權的重要支柱戰略依托，主張的“大市場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理念，一直是美國二戰後輸出“美式民主意識形態”最成功的政略框架。
《華盛頓共識》極力強調“政府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美國價值，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環境下，幾乎全世界各國政府都紛紛優先考慮採行美西方經濟模式，美國藉此機會透過WB和IMF施予附條件貸款援助、巨額專案投資作為交換，得以將“美國價值模式”強力推行開來，智利、墨西哥、巴西、俄羅斯、阿根廷、波蘭以及東南亞各國也都跟風實施《華盛頓共識》。
在《華盛頓共識》下，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世界秩序理念，曾一度促進了貿易全球化、金融國際化以及國際合作領域的延展擴大。根據世界銀行公佈數據，全球貿易占GDP比重從1985年的36.7%上升至2021年的56.5%。特別突出的是1980-2000年的20年間，美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名義GDP年平均成長超過6%，其在全世界格局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但推動全球化正殷的同時，《華盛頓共識》也帶來了許多嚴重經濟與政治問題。自由市場經濟下，美國擁有四十年繁榮的同時，工業基礎逐步被掏空、製造業大外移、空心化逐步加劇。自1952年至2022年的70年間，美國製造業占GDP比重纍計下降16.2%。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國傳統生產型行業在財富500強所占比重仍在70%以上。1980年代開始的美國金融化和監管放鬆極大促進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壯大，進入1990年代，金融混業經營改革進入快車道，美國傳統製造業比重在1995年急遽下降到50%以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泰國之後，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受到波及，各國貨幣大幅貶值，亞洲主要股票市場大幅下跌，打破了亞洲經濟騰飛的景象；2008年次貸危機更是《華盛頓共識》的標誌性事件。在自由化的條件下，美國銀行系統在金融體系中的比重過高、資本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監管不力等，不但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更直接引發全球性經濟大蕭條。
BRI使《北京共識》從願景轉變為現實行動
2013年習近平首提“一帶一路”倡議(BRI)公開聲言：“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支持，很自然將《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
第一，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傳統，支持維護非西方國家的彼此核心利益，各自發展振興可信賴夥伴關係；
第二，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照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統籌應對各類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共同守護地區和平和安寧，攜手為地緣國家發展繁榮營造良好環境；
第三，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對接非西方國家各自發展戰略和區域合作倡議，培育經貿、互聯互通、能源、農業、金融、科技創新等領域合作成長點，促進各國經濟協同聯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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