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中日關係的總體框架中，政治外交雖是高層卻是最表層，它受制於國家利益和民意（民眾情感），而詮釋國家利益和導引民眾情感的潛藏深層因素，卻是民族性格與文化精神，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是既是其投射和反映，又是其載體和驅動力。因而歷史問題的分歧，表層看是學術研究的對立，中層看是公共教育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較量，深層則反映兩國民眾價值觀和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差異。
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中日共同研究歷史所遇到的困難和麻煩實在不值得兩國媒體渲染，推遲發布成果這類的細節也實在不足為奇，倒是雙方取得的那些在民眾眼中看來遠遠不夠甚或不足稱道的共識，如將1931－1945年的侵略戰爭定性並寫入報告書，承認存在南京大屠殺等，卻顯得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不過，相比於這數量和程度都遠不能滿足兩國民眾的些許共識來說，兩國學術界在歷史問題認識上分歧的明晰化，特別彼此是對對方觀點的進一步認知和少量介紹，則更將雙方歷史觀的差異和分歧公之於眾，體現出一種對兩國民眾負責的勇氣，和對兩國關係必將健康前行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重要細節為這種直面史觀分歧做了典型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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