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兩國的十名專家其實差異不小。中方十名專家絕大多數數為歷史學者尤其是抗日戰爭史專家，有4人出生於二戰結束前。其中包括首席專家步平等6人來自中國社科院（3人為近代史所，一人為日本所，一人為近代史所，一人為美國所），4人來自北京大學；日方十名專家雖然表面上看也都是高校學者，但多數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法學、政治學專家，僅有一人出生於二戰結束前。而且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多數曾在重要政府智囊機構工作過，首席專家北岡伸一等甚至在政府駐外機構做過官員。這種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年齡閱歷的差異，必然也會對彼此的歷史認知、政治問題判斷等有所影響。
二是兩國媒體對公布的共同研究報告進行報道也表現出令人矚目的差異。日本媒體如《讀賣新聞》以專題報道、配發社論等形式全面予以報道，評論文章不僅歷陳雙方顯著分歧，為日方立場強力變化，而且高調攻擊中國所謂官方主導歷史宣傳教育、學術不自由等，中國媒體則對中日報告的具體對比要概括得多，雖然也有評論文章，但數量不多，言辭語氣也明顯委婉和溫和。這一事實表明，日本媒體依然以占據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和意識形態制高點而曲意維護自己、肆意攻擊對方，盲目的道德優越感阻礙了其深入理解、分析對方，反觀中方則相對理性冷靜，這對於中國民眾深入分析並漸趨理解日方史觀和立場及其背後深層原因無疑大有裨益。
意大利著名史學家克羅齊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中日歷史問題反映的恰恰是兩國在今天的利益糾結、力量碰撞和心態對比，兩國能合作研究並取得一定共識、展露史觀分歧，自然是信心勇氣的體現，更是進一步深入重新認識對方的良好開端，值得高度評價和進一步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