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漸漸趕超美歐，成為豐田這類跨國公司志在必得的首要市場，“中國製造”也正以當年的“日本製造”為榜樣，處於胸懷四海、志在全球的上升時期。在此敏感的特殊時機，豐田質量風波不期而至，連帶、波及日產等其他日本汽車品牌乃至整個“日本製造”，不能不讓日本企業界和政府膽顫心驚。
當然，這種特殊背景更讓豐田門事件在中美日三國有著極為獨特的意義和影響。面對豐田召回風波，美國的表現是：聲淚俱下的消費者代表，表面溫和實則言辭強硬甚至窮追猛打的國會議員，近乎眾口一詞大張撻伐的媒體輿論，以及近三成的消費者信心動搖。中國的表現則是：政府措辭溫和的通告和警示，媒體輿論密切卻又謹慎的關注和評論，消費者波瀾不驚的旁觀和反應。
中美反應上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不過結果卻相差不遠：兩國都有產品召回行為，豐田章男則先到美國出席國會聽證會並道歉，隨即飛到中國向消費者道歉。不同的只不過是：召回規模在中美有大小，豐田老總在美國時流淚道歉，在中國道歉時則表情嚴峻而已。
眾所周知，豐田風波在中美兩國的反應迥然不同，有中美兩國制度體制、消費者心態等方面的差異因素，也有豐田質量事件發生地在美國、產品市場份額美國遠大於中國等因素。但中日兩國輿論對此的解讀，卻有一個極為有趣的驚人默契，那就是美國的兩大“主義”作祟：貿易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當年中日關係處於低谷時表現得極為激進的商業民族主義，在豐田門這一事件上聲音反倒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計。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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