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透過“兩毒”案，中國在對日輿論公關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檢討和深思之處。
其一是官方面對媒體時需謹言慎行，少給甚至不給人以誤讀和渲染的可乘之機。如“毒餃子”事件中中國某部官員一句“投毒在中國境內發生可能性極小”的表態，就被日方肆意渲染和誤讀，其實完全可以直言“在生產、運輸、銷售環節投毒的可能性都同樣存在”。
其二是不能因為己方占理就忽視對對方的溝通和公關疏導，如處決毒販事件，儘管依照國際慣例做了通報，但此舉無疑遠遠不夠，還應該及時通過日本媒體輿論發布案件詳情和審判過程，闡明毒品對中國社會日漸嚴重的危害和中國對販毒犯罪的一貫態度，解釋中國近年來對外籍毒販的平等量刑和慎重死刑的司法趨勢等。駐日外交機構要在這方面積極主動搶占輿論先機，民間組織等公共外交力量更應該發揮積極作用。當然，從司法角度看，兩起販毒案一個發生於2003年，一個發生於2006年，其實完全有可能也應該錯開判決和執行時間，從而盡量避免輿論的負面操弄。
透過“兩毒”案可以看出，中日關係的敏感性複雜性其實完全不亞於中美關係，及時有效開展對日輿論公關的重要性，也絲毫不亞於對美輿論公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