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5日電／日前，香港《明報》觀點版刊載了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的評論文章《23條立法前，人大可能再釋法？》。呂在文中引述了兩位筆者於2016年8月發表的學術論文《主權、國家安全與政制改革：“港獨”的〈基本法〉防控機制》，及王理萬博士於2017年1月發表的學術論文《“港獨”思潮的演化趨勢與法理應對》。結合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呂先生得出結論：在香港特區就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前，人大常委會可能解釋《基本法》第27條中的“言論自由”，以限縮“港獨”思潮的生存空間。呂先生是香港知名的傳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在文末透露出對言論自由的擔憂：“以‘打擊港獨’之名，被打擊的可能不止港獨，還可能波及香港的法治”。
香港公眾對呂文的反應不得而知，但在呂文之後，相繼有《北京預告“招呼”港人新手段：就〈基本法〉27條釋法⁉》、《陸學者又倡釋法禁港獨損言論自由》、《百分百的講獨自由》等在《852郵報》、《聯合新聞網》和《立場新聞》等港台媒體上刊載。此類文章在“轉述”上述兩篇學術論文之餘，表達了對以“釋法”和“立法”手段遏制“港獨”的擔憂和不滿。如果說呂文還算“剋制”的話，後續的幾篇文章就相當“直接”了：直斥登載學術論文的期刊為“傀儡期刊”，將“釋法”視為“動搖香港人權和法治”，呼籲港人“嚴正看待，聚焦關注，堅決反對”。
“對立思維”話語陷阱
在網絡時代，“真相流失於傳播中”。筆者上述論文中有關“23條立法”的部分，不過表達了“言論自由應以國家安全為限”、“港獨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和動亂”、“立法應當遵循正當程序、尊重香港民意”、“國家安全不止在於中央政府的安全，也在於包括香港700萬市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安全”等近乎“常識”的觀點，經轉述和重新解釋後，竟然成為了“衝擊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然而，當“23條立法”被置於“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對立面，當“講獨”成為港人要“誓死捍衞”的自由，當“打擊港獨”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的同義詞，說明“一國兩制”的話語體系早已落入了被香港部分勢力臆造的“中港對立”話語陷阱。
事實上，被誤解的不止上述兩篇學術論文，更有應對“港獨”的法律機制“立法”和“釋法”本身。以“23條立法”為例，香港特區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是《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憲制義務，但實情卻是：一些港人視之為“洪水猛獸”，一提起“23條立法”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連資深“泛民”意見領袖吳靄儀都不得不承認“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像是一個符號，只是有人提出便會震動人心，激起爭議，令各派條件反射：建制派即時‘撐’，非建制派即時‘反’。碰上特首選舉，誰提23條就是民主敵人”。（吳靄儀：《給準特首與新一代的備忘——23條立法的前世今生》，載2017年3月10日《立場新聞》觀點版。）再以去年的“人大釋法”為例，很明顯，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意在“消獨”，沒有也無意於破壞香港法治，但是“釋法衝擊香港法治”、“以釋法之名，行修法之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釋法之意不在獨”等偽命題卻被反覆炒作且大行其道。
打擊分離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當然的，為何在香港特區卻成了如此“過分”和“恐怖”的事情？筆者將這種道義上和實際上的差距歸因為四個方面：
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立思維”。眾所周知，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香港社會流行著一種“恐共”、“仇共”情緒，香港反對派已經習慣了將中國（內地）視為專制且落後的“他者”，而將香港看作文明且先進的“主體”。縱然香港迴歸已近二十年，仍有不少反對派不肯接受香港已經迴歸祖國的現實，亦不願承認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合法權威；對於這些反對派而言，西方“文明國家”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但是在“專制且落後”的中國，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卻會因為法律條文隨時有被“曲解”和“濫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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