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至今仍未消散。“事件過去67年，很多當事人不在了，所以我趕快要做，再不做，這些人就都走了。很幸運碰到幾個還在。”其中一位88歲的蔡錦文老人，當年僅21歲，已被綁赴刑場，幸得白崇禧制止濫殺的命令及時到達，才撿回一命。“這樣獲救的人，當時很多。我父親也因此在台灣民間有很高的聲望，這也讓蔣介石對他更為猜疑，派特務24小時監控，同時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殺。”
白先勇並不諱言，為父親寫書，一定是為父親講話的，“你罵你的父親就不必寫了”。不過他也強調，“我跟我父親處了這麼久，我應該最了解他，比起別人更能看清楚他的優缺點，我也不會為他特別忌諱啊。該寫的照寫。”
而合作者廖彥博則表示，白先勇其實很鼓勵他去還原歷史的真相，沒有一面倒去替白崇禧說話，對白不利的材料也放進書中，並不是說不處理，或者回避。
在白先勇看來，雖然史觀與史實是兩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觀，但事實只有一個。歷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歷史，“在我有自己的觀點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親所做所經歷的事實搞清楚。”
一些關於他父親的不實傳言，也是他要澄清的。比如，曾有前台灣情治人員出書稱，白崇禧是被蔣介石派人毒死的，“這是胡說！”白先勇說，“我父親有心臟病，他是自己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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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離到繼承，父親的影響想逃也逃不了
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的文學，父親的形象每每是用來被反抗的，故有“弑父情結”之說，但對比白先勇的作品，父親或父輩，卻多以引領者的形象出現，比如《孽子》。這與白先勇的成長環境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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