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我很好，所以沒有跟他對著幹。”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的白先勇是跟父親關係最好的一個。“我們家是以讀書成績來排家庭地位的，所以我就拼命念書，書念好了，我爸爸就不來找碴了。”白先勇笑稱自己是用讀書成績把父親“蒙騙”了，讓他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缺點。兄弟們沒少挨父親的打，白先勇卻極少聽到父親的重話，除了一次：“父親讓我替他寄封信，我放在桌子上兩天都沒有寄，父親看見了，說，你這小子，為人謀而不忠！我一下子臉都紅了。”
父親是嚴父，白先勇少年時對父親的印象就是，總穿著戎裝，騎高頭大馬，來電話就是問學習成績。“他最怕我們成為紈絝子弟”，不給小孩子零花錢，不准罵傭人，不讓家人坐他的公務車。“坐汽車是特權啦，他不要我們有這種特權的想法。我中學大學都是騎腳踏車上學的。當時會覺得他的教育偏嚴了。”
如今，白先勇也到了父親晚年的年紀，對父親的理解跟寫《孽子》時已大為不同，“從前年紀輕，就想離父親遠一點，不要像他。但年紀大了，不自覺地，卻越來越像他，照起照片像他，做事情也是說到做到，一專到底。所以我覺得人的家庭遺傳很可怕，你逃不了的。這是年輕時沒有想到的。”
白先勇跟父親的最後一面，是在松山機場，1963年1月的一天，他要飛赴美國留學，父親一直送他到飛機下面，留下了父子倆最後一張合影。“當時，我母親去世不久，父親很哀傷，我也是，隱隱覺得這是生離死別。果然，兩年後父親去世，我沒來得及趕回來見他最後一面。”
“父親也跟我講過他的往事，相當多，但現在看來是不夠，因為我當時還不太懂，也沒有記下來。現在想來非常遺憾。當我在美國開始懂事的時候，想等回來問他，已經來不及了。”
接到父親離世的消息，白先勇第一感覺不是悲痛，而是肅然起敬，因為“這是英雄之死”，悲傷是後來慢慢上來的。在為父親整理傳記的過程中，他更深地理解了父親的理想、擔當和隱痛，大傳尚未完成，工作還在繼續，“讓我父親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我對我父親有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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