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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長江網） |
中評社北京8月23日電／ 2019年8月16日，在經過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等待之後，為公眾所矚目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工作，終於塵埃落定，五個獲獎名額各有其主。依照得票多少的順序，五部長篇小說分別是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以及李洱的《應物兄》。雖然說在當下時代，文學的邊緣化已是難以否認的客觀現實，但相較而言，國內目前林林總總的文學獎之中，公眾關注度最高的依然是茅盾文學獎——一個專門以長篇小說為評選對象的文學獎項。
五部獲獎作：人道主義、史詩情懷與時代關切
在具體關注評價這一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結果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明白的，就是茅盾文學獎這一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具有明顯官方性質的文學獎項所堅持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文學標準。這一點，在《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中有著明確的規定：“茅盾文學獎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根據茅盾先生遺願，為鼓勵優秀長篇小說創作、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繁榮而設立。”“茅盾文學獎評獎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原則。獲獎作品應有深刻豐富的思想內涵，有利於堅定文化自信，展現中國精神。對於深刻反映時代變革、現實生活和人民主體地位，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作品，尤應予以關注。注重作品的藝術價值，鼓勵題材、主題、風格的多樣化，鼓勵探索和創新，鼓勵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儘管《評獎條例》中的相關表述帶有公文寫作的特點，但有一點卻是無論如何都必須明確的，那就是：在強調作品所具思想藝術品質的同時，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也必然會被納入到認真考量的範疇之內。
依照這樣一種特別的文學標準來衡量，獲獎的五部長篇小說，應該說還是名符其實，都取得了相對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人世間》共由三大卷組成，上卷的時間背景是1970年代，中卷的時間背景是1980年代，到了下卷，時間背景就變成了進入21世紀以來。與這三個時間背景相對應的社會時代，分別是“文革”“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面對這樣的一個時間順序排列，我所擔心的，正是一種類似於“芝麻開花節節高”式的社會進化論的敘事邏輯的陰魂不散。慶幸處在於，梁曉聲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規避了如此一種社會進化論的敘事陷阱。說實在話，能夠超越社會進化論思維，能夠以如此一種“反”或者“非”進化論的邏輯來建構打造《人世間》這樣一部具有長河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乃是作家梁曉聲一個極其難能可貴之處。即使僅僅只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也應該向梁曉聲這樣一位具有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當代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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