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深諳西方經濟學的周有光，面對正在全國推行的蘇聯經濟學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謬。多年以後，讓周有光最懷念的新政權氣氛，是抗戰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接觸，當時周恩來非常稔熟地進行統戰，召集民主人士開會討論問題。
50歲改行：26個字母幹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參加過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改革運動當時受到蘇聯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參與文字改革會議，結束後就決定留在北京，改行語文。而在同時期的上海，他的領導、學生紛紛自殺。職業的轉換、居住的遷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環境中躲過了“反右運動”。
1955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會議，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後，組織上通知他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在50歲的時候，周有光扔下經濟學，半路出家一頭扎進語言學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曾稱，“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當時，領導說：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我說：‘我是業餘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麼，我就只好留下來了。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
改行之後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加擬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該方案於1958年正式公布。而這段“改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這個機構。”
周有光也曾談及當年擬定方案的細節：“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制定具體工作由三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幹三年。”周有光回想起這段往事仍不忘調侃，但他認為，“這三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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