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比研究，他們發現近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還是課業負擔。連續讀書寫字時間太長，室外活動缺乏，都會造成孩子早早近視。因此，從2015年，他們進行了3組對比，按孩子每天課間和午休戶外活動的時間，分成80分鐘組、40分鐘組和無戶外活動組。3年之後，80分鐘組的孩子近視狀況明顯好於40分鐘組，更優於無戶外活動組的孩子。
“我們小時候課間都在外面瘋跑，現在孩子課間不太出去玩了，學校生怕出現各種安全問題，或者課業問題。現在我們有個說法叫‘目浴陽光’，讓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會好，這就是最簡單的方法。”鄒海東說。
而在何毅看來，視光行業專業人才的缺乏也是近視防控的一大挑戰。在英國，視光師和配鏡師是兩種職業，且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人們會認真地把眼鏡當作醫學用品來對待。
“消費者形成了一個概念，我去眼鏡店是買東西，從來沒想過是去看病。”從管理上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醫療行業，而是作為一個服務業，作為一個零售業，兩個行業的稅收標準是不一樣的。很多原因造成這個行業今天想改進，想去進行更新，都碰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
未來
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看來，邁出近視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學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把這最基礎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進一步防控？”
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2018年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中國青少年近視率已經高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國初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近視率均已超過70%，而美國青少年的近視率約為25%，澳大利亞僅為1.3%，德國的近視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這不是一個靜態的指標，現在整個中國的近視率還在上升，如果我們放任不管的話，可能到2030年小學生患近視比率就不是38%了，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幾。所以要每年降低0.5%還是很難的。”王寧利說。
在王寧利看來，需要拯救的不僅是孩子的眼睛，更是傳統的教育理念。在新書發布會上，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近視眼防控的痛點就在於應試教育。“我要在你身上割掉一塊肉你會痛。大家誰都不願意割的這塊肉，就是學習壓力。”
他開玩笑說，如果誰想要孩子不近視，可以等孩子一生下來，就送到內蒙古草原的牧民家裡，從此過著牧民的生活，放牛放馬放羊。“但是誰也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社會已經進入知識型競爭的社會，如果不學習，能進清華北大嗎？”他的發言讓會場陷入沉默。
在一場關於近視防治的研討會上，周煉紅毫不隱瞞地說，“就在不久前一個下午，我們眼科專家被叫去區政府開了一場關於近視防控的會議，討論起減負問題十分激烈，但看到在座有幾個教育系統的人面露苦笑。一問才知道，就在當天上午，他們教育局開了會，就是要再抓教育……”
在李玲看來，全國性轟轟烈烈的近視群防群控尚未形成，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效抓手。而成立專門的國家綜合防控青少年近視領導小組或許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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