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江而建，長約一華里的生生花園，號稱戰時陪都的“國家花園”，包括國民黨權力核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內，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政府農林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等重要機構，均在此辦公。
而當日集中展示的49大類千餘種產品，則堪稱遷川工廠四年來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胼手胝足、卓絕奮鬥的心血所在。大至煤鐵礦產、煉鐵軋鋼、機器電器、造船造紙，小至皮革、罐頭、肥皂、牙刷，舉凡國計民生之所需，幾乎無不齊備。
連曾經的“世界第一工業強國”英國的駐華大使克拉克·卡爾，也在參觀題詞中寫道：“中國工業由沿海遷往內地，歷經艱險而能有今日之成績，足證中國抗戰大業已有堅定基礎。”
遠道而來的遷川工廠在重慶落腳，當然絕非一帆風順。1938年前後，大批工廠器材物資陸續搶運到重慶，起初只能在南岸圈地搭棚臨時堆放，有些廠商設法到城區內外租用民房或尋覓空置房地，因陋就簡，安裝機器，盡快復工。
1938年1月底，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沙利文飯店籌備成立之時，國民政府新設的工礦調整委員會（1937年9月成立，翁文灝為主任，專責戰時工礦企業事務）已派出專人到四川各地考察適當的建廠地點，經過一番奔波，選定了兩處地點：
一是嘉陵江三峽沿岸的北碚。那裡周邊有崇山峻嶺作掩護，中間有較為平坦的壩地，經川江船王與峽防局長盧作孚長達十年的苦心經營，北碚的市政、文教、航運及工礦業已有初步基礎。工礦調整委員會決定，這裡將建設棉紡織工業中心，輔之以各種機械工廠。
二是“鹽都”自流井、貢井地區。1936年，該地區產鹽總量為356萬擔，而除了供應民生食用外，還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工礦調整委員會計劃將內遷化工廠轉去，建成以化工企業為主的工業區。
可是，大部分來自繁華都會大上海的遷川工廠拒絕前往北碚，擔心那兒過於偏僻（距重慶城陸路約140里，水路約100里），不利生產和市場銷售，他們更願意留在重慶城周邊設廠條件較好的地方。幾經周折之後，西遷的復旦大學進駐北碚，文教界人士也覺得此地山清水秀，適合學術研究，紛紛跟進——其中就有一位自北平輾轉南下的名作家老舍，他在北碚寓居六年，留下傳世名作《四世同堂》。
多難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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