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比父親小一圈的手握住刀的龍頭柄，仍握不過來。我想到它曾在十年漫長的日子裡與父親形影不離，龍頭柄的紋理已被他那只粗大的手磨得光溜溜的。他手上的油和汗為長年把握的刀柄像鍍鉻般地鍍上一層透明的保護層，這就是文物家們所說的包漿了。這是整把刀唯一沒有生銹的地方，握在手裡，仿佛還能觸摸到父親手裡的餘溫。
問題出來了，我父親出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後跟隨他十年的這把指揮刀，為什麼會流落在沅陵？想想八十多年前的沅陵發生了什麼事情，或我父親與沅陵在八十多年前有著怎樣的淵源和交集，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歷史記載，八十多年前沅陵發生的最大一件事，莫過於我父親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長征在此過境了。那是1935年11月19日，浩浩蕩蕩的紅二、六軍團從父親的故鄉桑植劉家坪出發。21日，兩路行進的紅軍分別從洞庭溪、小宴溪等處渡過沅水。其中紅二軍團經高坪、水田、善溪到達橋梓坪；紅六軍團從葡萄溪經毛埡到達橋梓坪。這裡就是沅陵的屬地了，過去叫橋梓坪，現在叫清浪鄉。22日，部隊在此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歡慶儀式，慶祝順利渡過沅水，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新中國成立後聽父母和好幾個叔叔說過，國民黨軍發現紅軍的進軍意圖後，在沅水兩岸布下重兵。當紅軍奪取渡口過河時，派來的幾架飛機狂轟濫炸。當時，我母親蹇先任把剛生下來二十天的我放在由一匹小騾馬馱著的搖籃裡，跟隨紅二軍團衛生部前進，敵機扔下的炸彈把小騾馬驚得兩蹄騰空，差點把我從搖籃裡拋出來。我母親死死拽住小騾馬的繮繩但怎麼也拽不住，這時紅二軍團衛生部長賀彪叔叔撐一只木船從對岸趕過來，救了我們母女兩條命。
紅二、六軍團在橋梓坪住了四天，主要用於休整隊伍，恢復體力，籌措給養。橋梓坪是個大村子，有好幾個自然村，紅二軍團駐在當年叫崗柱岩，今天叫八方村的一個村子裡。指揮部設在一個叫陳定祥的貧苦農民家。不用說，我和我母親也跟隨我父親住在陳定祥家。因為我父親既是紅二、六軍團的總指揮，又兼任紅二軍團軍團長，在這四天中，紅軍打土豪，分田地，幫助當地群眾建立紅色政權，給群眾送糧、送物、送醫、送藥，一切命令都是從陳定祥家這棟破舊衰朽的老屋子裡發出的，因此這裡成了橋梓坪的老百姓衷心擁戴和敬仰的地方。而這時，我父親把他珍藏了十年的那把在清末新軍中佩帶的指揮刀，贈送給房東陳定祥，說明在短短幾天裡，陳家於我父母留下了在他們心目中永難磨滅的記憶，或者發生了讓彼此刻骨銘心的故事。
通過陳家八十多年口口相傳，按當地人對輩分的叫法，從太公（太爺爺）陳定祥，經老公（老爺爺）、公（爺爺）和爸爸之手，最終傳到第五代孫陳飛手裡的這把刀，故事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935年11月21日，我父親帶領軍團指揮部威武雄壯的幾十號人住進陳家後，陳定祥經歷了從戰戰兢兢，到笑臉相迎；又從笑臉相迎，到心悅誠服的過程。剛開始，他看見我父親一個命令，就能把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惡霸殺了，嚇得驚魂未定，走路腳都發軟；後來，看見紅軍打開地主老財家的糧倉，一袋袋往貧苦人家送，便信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他們流血流汗，是為人民打江山。還有，他們的官兵穿著土布土衣，從前跟自己一樣，也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尤其看到我母親還是個產婦，生下我沒有滿月，就背著我跋山涉水，餐風宿露，和大家穿一樣的單衣，吃一樣的糙米。她因沒有奶水，我常常餓得哇哇大哭，有時通宵達旦也止不住。在我們湖南鄉間，對坐月子的女人是要格外照顧的，再窮的人家也要把僅有的一口留給她；還不能讓產婦吹風、下水、生氣，做任何體力活，以免累著餓著，虧欠了身體，留下終身疾病。就因為想到這些，他千方百計找來一只下蛋的老母雞，燉了，送給我母親下奶。我父親知道，送一只燉湯的老母雞沒什麼了不得，但對老實巴交的房東來說，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大一件事。因此，我父親給他一筆錢，但他無論如何不收，最後便想到了送他那把刀。我父親對他說，老陳，你要好好收著這把刀，紅軍會回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