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留有強烈的懸念，但未免簡單，俗套，不怎麼令人信服。可我是相信的，因為時間、地點、事件，包括我父母和我在內的幾個人物，都是真實的，找不出一點漏洞。唯一不能說服今天這些讀者的，是一只燉湯的母雞與伴隨我父親十年的那把指揮刀，構不成互相贈予的分量和理由。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父親在這十年中從一個清末將領成為紅軍領袖的過程來說，這把刀當時既是他的愛物，也成了他的負擔。因為在他出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的第二年，也即1926年，他就回師銅仁，以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揮師北伐。1927年北伐打到河南開封，因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他帶領擴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轉戰江西，作為總指揮發動了共產黨人領導下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部隊在南下途中被打散後，他經香港，只身前往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然後與周逸群、盧冬生等人經洪湖回到故鄉桑植，發起年關暴動，重新拉起一支隊伍。也就是說，作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這把清末新軍的佩刀對我父親而言，已經屬於另一個時代了。以至在我父親發動南昌起義和回湘西組建紅軍的年代，它很可能寄存在什麼地方，或請某位熟人或朋友代為保管。而紅軍長征是一次戰略轉移，一次大搬家，自然把能帶的東西都帶上。然而，當我父親率領紅二、六軍團這樣一支龐大的隊伍，還有我父親的賀家宗親和蹇家十幾個親人上路時，很快就發現帶著舊軍隊的這把指揮刀，是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畢竟這是一件只能用於格鬥的冷兵器，像我父親這樣大軍團級別的指揮員，用這樣的武器戰鬥或者防身，都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了。所以，在紅軍長征渡過沅水，準備從橋梓坪繼續上路時，他把這把刀贈給房東陳定祥，作為對我母親體貼入微的一種報答，是合情合理的。何況，我父親還對陳定祥說了，紅軍會回來的。其潛台詞是，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你給我夫人燉了一只下奶的老母雞，死不收錢，那麼我把這把刀贈給你，等哪一天我們凱旋，再一碼歸一碼，親兄弟明算賬。
1935年11月24日，紅二、六軍團兵分三路離開橋梓坪，向雲貴高原移動。右路由我父親賀龍率領，經半溪、大莊坪、馱子口、茶溪坪，往沅陵縣城方向直插辰溪；中路由任弼時率領，經茅坪、楠木鋪、芙蓉關、馬底驛，沿怡溪而上，進入漵浦；左路由蕭克、王震率領，取道金子溪、辰州坪、官莊，越過湘黔公路，進入安化。
紅軍走了，黑暗勢力卷土重來，陳定祥挖地三尺，把我父親贈給他的這把指揮刀，悄悄地埋了起來。他不敢向任何人走漏風聲，更不敢示人。因為他家作為賀龍的指揮部是路人皆知的，這對敵人來說本來就是一大罪過，如果再讓人知道賀龍還贈給他一把清末新軍的指揮刀，不僅會招來殺身之禍，還將遭到強盜、歹徒和三教九流的惦記和騷擾。藏到新中國成立，我父親當了共和國的元帥，一家喜出望外，這才把刀挖出來，視為傳家寶。每當老人過世，都要鄭重地交給下一代：這是賀龍賀元帥贈給我們陳家的無價之寶，要一代代傳下去，家裡再困難，再窮，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如此，經過一個家族八十多年的傳承，最後傳到了地名改為清浪鄉八方村的陳家第五代孫陳飛的手裡。
2015年10月22日，紅軍長征八十周年紀念日來臨，縣裡有關部門在對紅軍長征路線的調查核實中，來到清浪鄉八方村黨支部負責人陳飛家。得知縣裡幹部的來意，雖是一個普通農民，但具有相當政治覺悟的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陳飛試探說，不知你們信不信，當年我家就是賀龍的司令部，有賀龍元帥贈給我太公陳定祥的一把指揮刀為證。縣裡的幹部嚇了一跳，說真的？不妨拿出來看看。一見陳飛捧出銹跡斑斑、尋常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的實物，大家眼睛都瞪圓了。陳飛接著說，他太公（太爺爺）陳定祥和老公（老爺爺），新中國成立前就去世了，他沒見過。但他出生時，公（爺爺）陳延相還在，常給他講祖上傳下來的賀龍指揮刀的故事。後來，他在玩耍中無意看到了這把刀，爸爸陳萬祥叮囑他，崽啊，莫亂動喲，這是賀龍元帥當年作為禮物送給你太公的。2012年7月，父親身患癌症，無錢醫治，有親戚暗示把這把刀賣了，但父親死不鬆口。臨終前，他像上輩人那樣鄭重交代兒子，要把賀龍元帥的這把指揮刀收藏好，一代代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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