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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啟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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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智鵬 |
霍啟昌：年青人被似是實非的言論誤導
我是歷史學家，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對這些事，我曾經在中評社登過一些文章，認為這次運動最重要的成因是年青人被似是實非的言論誤導而政府亦不明白他們的心態實況。
年輕人辛苦念書最後考上大學，家裡面辛辛苦苦供他上學，結果他們發現宿舍的環境比過去大有提升，很多同學過去住的是劏房或是四五百尺的小房，讀了大學後住宿環境大有改善，但四年畢業以後，他們還要回到劏房和父母住，這裡面有很大的現實落差。
父母望子成龍，但是年輕人出來的工資並不怎麼樣，根本幫不了家人；不僅如此，還要回到劏房里去和父母住。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幫助年輕人，那就拿出好的地方用合理的租金租給他們，花費的是他們能夠應付的薪酬，讓他們沒有暫時的經濟顧慮，這樣他們還有什麼必要去街頭抗爭。在澳門，任何一個屋都要400萬，畢業生們怎麼買？所以，我在澳門也向年輕人這樣建議，要求改府這樣做。
現在年輕人不遵守法制、不聽講道理也不聽事實，那要知識份子能做什麼？因此主題是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處理佔領運動的問題。
雷鼎鳴：政治因素令土地供應複雜化
關於土地和房屋問題，香港其實是有土地的，但卻無法被順利推入市場，比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就遭到很多人的阻撓。土地難以供應，地價因應飆升，樓價自然降不下來。很多問題本可以簡單解決，卻總是遇到複雜的政治因素而無法實現。
劉智鵬：某程度上香港人是在為自己製造麻煩
關於拿地建樓的問題，其實某程度上香港人是在為自己製造麻煩。遠因是70年代我們制定了很多條例，令今天很多事情做不了，包括土地利用。香港有1100平方公里土地，其實土地面積不少。70年代拿了一大片土地做郊野公園，按法例不能用來發展；到現在香港有40%的土地是郊野公園，相反能住人的土地不多於10%。除了郊野公園，城市和郊野之間的綠化帶也不能隨便拿來發展。我們過去用城市規劃的概念套下去每一個地區，分成住宅、商業、工業等用途；這些規劃設計好之後，就算人口數字和結構怎樣變動，要改動土地的用途並不容易。今天當我們需要拿地出來發展時，回首一看，發覺竟然差不多有一半土地是不能動的。香港人一方面埋怨沒有土地發展，一方面卻“眼白白”看著一大半土地擱在一旁，真是令人費解。
再舉個香港人自找麻煩的例子。上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當日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大樓外反對的人居然衝擊立法會，這非常奇怪。如果外面的年輕人為了住好一點，不是應該立即叫吳亮星通過撥款嗎？如果新界東北放行的話，可以在那裡建大量房屋，其中60%公屋，40%私人住宅，這可以解決公屋和樓價的問題。元朗將來也有類似的發展計劃，開發新界是香港未來一定要走的路。其實一片土地批出來之後，私人發展商最快要四年才能建成房屋，如果建公屋的話就要七年到10年。所以政府現在推出的土地發展計劃實際上解決不了目前的房屋問題；但現在不著手去解決土地問題，將來會更難解決。政府的難處是，很多社會矛盾不是現在發生的，是回歸前後累積起來的。我認為回歸的時候沒有處理好土地和房屋的問題，今天就更難處理。
對於佔領運動為社會帶來衝擊，我覺得是好事：就像一個人突然發燒了，就都知道身體出了毛病，應該及時醫治。香港出什麼毛病呢？問題的根源之一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對香港社會有不同的看法。今日年輕一代的生活環境相對比以前好，他們成長的日子就是香港的黃金時期，他們沒有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普遍擁有的憂患意識。
我們小時候憂患意識很強，知道家裡的困難，知道自己要去拼命。我們一般不會覺得生活上的缺乏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變現狀，也相信有機會向上。事實上，香港社會也的確給了很多機會我們向上行。
不少人有錯覺以為香港
可以憑自己的條件養活自己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人沒有用一種多角度的眼光看自己的社會。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但香港人經常給人的感覺是太過聚焦於香港本身，忽視了香港與周邊的關係。其實香港從來就不是獨立存在的地方，香港與內地、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一直緊密結合。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很快就成為全球經濟活動下的一個遠東的港口。戰後的發展更複雜，香港處在中、英、美三國的關係之間；現在還加上兩岸關係。香港從來就處身在這些複雜的關係中，香港無論在政治上或者經濟上都受到這關係網的影響。無奈的是，我們的教科書並沒有著重說這明這些關係，香港不少人於是有種錯覺，以為香港可以憑自己的條件養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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