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海洋方向存在潛在爭端。在海上絲綢之路方面，也存在一些涉及到中國與鄰國有領海和島嶼、島礁糾紛的熱點，特別是與越南、菲律賓、日本的矛盾較大，已多次造成相互關係的高度緊張，並成為地區局勢中的重要事態。海洋方向的“一路”建設須以建立海洋新秩序為前提，如果出現海洋爭端或由此導致緊張關係，加上域外國家插手，“一路”的打通和建設將遇到瓶頸。
第四，如何處理與既有區域合作機制的問題。“一帶一路”建設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集安組織、中亞行動計畫、東盟10+1及中日韓自貿區等區域合作機制在空間上有重疊之處，在推進過程中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競爭。例如，在歐亞大陸方向，上合組織、特別是俄羅斯力推的歐亞經濟聯盟覆蓋俄羅斯和中亞地區，會有某些敏感因素影響“一帶一路”構想的展開。同時，恰恰由於存在多種形式的區域合作機制，也需注意區域合作中可能遇到的“麵條碗”現象。
“一帶一路”具有極其重要的國際政治意義，
甚至它將解決毛澤東以來中國面臨的戰略性難題，
同時在全球意義將首次使地緣政治出現軟化現象
儘管“一帶一路”的推進面臨著一定的政治、安全和經濟方面的風險，但它所具有的重大意義是非凡的，值得努力推進、完美實現。從國際政治高度講，它至少會展現出需要明確和把握的三方面意義。
首先，“一帶一路”提出的最大背景是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深刻變化同步並存，因而它是實現中國夢與推行新型外交的雙重戰略。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IMF2014年數據已是第一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美國。根據IMF的數據，2014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7.8%，美國為15.3%。而根據IMF最新發佈的報告《2015年亞洲發展展望》，中印美三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預計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分別貢獻31.9%、15.2%和14.4%。④因此，在此情形下，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轉化為國際影響力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勢力包括使用軍事手段或經濟排斥手段都無法阻止中國崛起。但是，也需要看到，與此同時國際體系也在深刻變化，主要體現在結構與規則兩個方面。在結構方面，冷戰結束初期曾經存在“單極—多極”格局，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欲圖領導世界；但近年來美國陷入一定程度的相對衰落，國際格局現在正向“經濟兩極—政治多極”發展。美國以重新調整全球戰略部署護持霸權，重點是實現“亞太再平衡”⑤；俄羅斯努力借助能源經濟和地緣政治潛力恢復強國地位，並利用某些事態在周邊實際擴大了影響範圍；印度等中等強國則加快發展經濟與軍事實力，試圖在區域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金磚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分量在加重，地位有所上升。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崛起毫無疑問是結構變化的顯著重要事實，中國在“經濟兩極”與“政治多極”兩個方面都是主要支柱，其發展影響全局。當然，面對這種結構的變化，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採取了防範做法。
在規則方面，美國本來在二戰後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世界銀行、IMF、WTO等均是美國帶頭建立並成為其制度霸權的代表，作為政治安全領域的“老大”，美國插手干預海外（域外）事務的能力最強。但由於近年來世界銀行和IMF改革不彰，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模糊不清，WTO規則在運行較長時間後開始讓美國不盡滿意；因此，它試圖以TPP重構國際經濟規則，另搞一套，以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和“領導”地位。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實行“亞洲再平衡”則是要延續冷戰結構和舊式同盟政治規則。其中，無論是哪一個方面，都有用以規避和孤立崛起中的中國之意。另一方面，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希望在國際經濟領域打破“西方中心論”，在經濟規則方面擁有更多發言權和話語權，在政治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這些頗有點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味道。
在此情況下，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密切而又敏感，需要在動態中妥善處理彼此關係。“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說明現在只有中國有實力、有條件、有意願通過重走絲綢之路帶動區域經濟合作和世界經濟發展。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資8萬億美元，“一帶一路”及同為組合拳的亞投行、絲路基金的設立，不僅能夠給國際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端出大碗牛肉，而且還找到了為大家所願意接受、並且行之有效的實現形式。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指出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⑥當然，“一帶一路”也將在域內外產生系列效果，如通過完成歐亞經濟整合對沖TPP計畫，削弱美國霸權，特別是以中國議題、中國話語、中國概念引領國際經濟議程，將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嵌入規則程式，塑造新型地區秩序和新型區域合作模式。這將有利於在國際經濟領域提升中國的規則主導權和話語權。
當然，中國一再強調，“一帶一路”與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並不矛盾，而是一種互補關係，是相互促進、提升的關係。就全球範圍來說，崛起的中國一再主張走和平與發展的道路，對現行國際體系並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70年以來的歷史表明，1945年後建立的國際體系有其合理部分，行之有效者尚多；但它也有不合理部分，還不能反映國際關係已經發展變化的事實。因此，對於現行國際體系，對於大部分國際規則，既要傳承與接續，又要發展、改革與新建。就區域範圍來說，“一帶一路”將與上合組織、APEC、亞信、中日韓合作，也將與亞開行、世界銀行、IMF協調發展、互補共進。在博鰲論壇開幕式演講中，習近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也就是說，“一帶一路”、亞投行與其它區域合作機制將造就一種相互補充、相益得彰的正向增益關係，而不是搞非此即彼、相互取代的零和遊戲。當然，鑒於IMF、世界銀行及亞開行改革受阻，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對話形式，也將構建起新的規則平台。最近的“亞投行效應”很能說明問題，它將主要以“協商共識”原則取代否決權等制度霸權的做法，新興國家將取得更多的平衡話語權。總之，中國推出的一些戰略構想並不會顛覆現行國際秩序，但確實可能由此帶來現行秩序的新常態，有利於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有利於妥善處理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關係，也有利於處理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面對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深刻變化同步並存的深刻背景，“一帶一路”將成為實現中國夢與推行新型外交的雙重戰略。
其次，在地緣政治方面，它是中國第一次全面權衡東西兩向、統籌海陸關係的國際戰略。中國地緣政治的實質問題，是處理好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關係，其中包括海陸關係，也包括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關係。這些都可歸結為如何把握東西兩向平衡的問題。質言之，中國地緣政治的要害，不是所謂單純的東向或單純的西向的問題，而是東西兩向平衡的問題，是需要在動態變化中站高矚遠、總體把握的戰略選擇問題。⑦筆者在《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強調，“中國的地緣政治特性決定了它的地緣戰略目標及其選擇方向”。“就地緣戰略選擇方向而言，需要兼顧大陸與海洋之間、‘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之間、東向與西向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中國所應做出的是一種複合型的戰略選擇。”⑧“中國應該在整體上平衡東西兩向。從消極的方面講，如果不能在整體上平衡東西兩向，中國就會面臨結構性擠壓或結構性失調的困境。”“從積極的方面講，中國以整體性的做法平衡東西兩向，不僅會保證中國在地緣政治變動中儘量不受損害，而且能夠使它充分利用地緣政治的利益倍增規律。……在這一意義上講，這裏面有一種地緣政治方面的‘馬太效應’，平衡好東西兩向是保證中國在地緣政治中變得更加自如和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⑨“在東西方向為主軸的情況下，中國不僅需要採取海陸統籌和兼顧‘心臟—邊緣’兩大地帶的兩栖戰略，而且需要採取在更高層次上將這兩種關係統合起來的複合型戰略”。⑩
一言以蔽之，處理好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關係，可歸結為處理好東西兩向關係或掌握好東西兩向平衡的問題。這既是150多年以來的一道歷史性課題，又是作為大國走上國際舞台中心時面臨的一道現實性課題。然而，囿於歷史條件和眼界的限制，對於這一重大的或者說基本的戰略問題，人們並不是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毛澤東時期的國際戰略，面對北有蘇聯陳兵百萬，南有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存在的處境，加上短期內與印度、越南兩個“地區霸權主義”關係緊張，中國主要承受著南北方向的地緣政治壓力，從地緣政治上講主要是處理南北兩向關係，其對安全威脅的認識以及運籌“大三角戰略”等明顯表現出從南北方向考慮問題的特點，沒有把中國的國際戰略放置東西兩向的地緣格局中，更談不上掌握東西兩向平衡。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美和中蘇關係的改善，以及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整體變化，中國的地緣政治主軸發生從南北方向到東西方向的轉移，⑪實際上已經需要從東西方向確立新的戰略，但鄧小平時期的國際戰略基本屬於為了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守成戰略，並未主動解決這種主軸轉移後國際戰略是什麼。這種守成戰略因到江胡執政時變成到處建立“夥伴關係”而發展到極致。因而，雖然1978年到2012年時間略長，但僅可視為一個過渡時期。習近平時期的國際戰略則主動適應和抓住中國地緣政治主軸轉變的現實，首次從東西方向和海陸兩向處理、整合中國的外部環境。“一帶一路”恰好是全面權衡與高度配合兩向戰略重點的新型戰略。“一帶”與“一路”是有聯繫的，是一個彼此呼應的戰略整體，涉及到處理好東西兩向關係、海陸關係、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關係、經濟與安全關係及國內與國際關係等，但在總體上說是根本解決東西兩向平衡的問題，有助於增加我國戰略迴旋空間，改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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