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緻密共同體”建構是島內綠長藍消的重要原因。彭明敏等早就提出了類似“共同體”建構的命題。1992年,李登輝提出了“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概念，⑤1993年，民進黨在“台灣主權宣達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投票直選”的方式，逐步讓在法理上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名存實亡，並在此基礎上，構建台灣共同體。他們以“愛台灣”為口號，建構具有緻密共同體（densebody）特徵的“台灣共同體”。這個所謂“共同體”即有鮮明的自生長性和排他性。這兩個特點昭示了島內“民主化”和“本土化”相結合，通過選舉動員和排異，以“愛台灣”為標準，不斷訴諸對這個共同體無條件忠誠的考驗，並把任何缺乏這種忠誠或懷疑其忠誠性的行為稱之為“賣台灣”，視為不可饒恕的背叛，並用選票予以淘汰。這種共同體一旦從想像走向現實，被民眾接受並成為常識，其自我繁衍、自我發展、自我維繫就如同生命的本能一般充滿動力，自動運行。生命在意識自我、發展自我中，將“台獨”的“共同體”寓於選票之中，每一次選舉都是對共同體建構的動員和深化。這種如生命本源般的動員源源不斷地提供給養，使得“民主化”和“本土化”建構融合進行，不斷深化。這應該就是民進黨歷任候選人不斷用“民主”作為關鍵詞，蔡英文不斷用“這個國家”來強調這個所謂共同體的重要原因。
三是，排異是李登輝和民進黨打造“台獨”制度體系的關鍵考慮。緻密共同體不僅檢驗“一個中國”身份的政黨、團體和個人，同樣排斥“本土”中不利於其生長的因素。如上所述，直接選舉後，“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間的融合就不可避免。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中，“本土”作為既有基因，對具有“一個中國”身份、格局的政黨、政治人物具有本能的自我保護的排斥，直到這些政黨和政治人物蛻化為“本土”勢力或者向“本土”效忠。因而，台灣政治勢力正當性的打造、發展方向的塑造寓於其中。“本土”勢力嘗遍權力滋味，走向體制內墮落的時候，同樣成為“台灣共同體”的排斥對象。當體制內無法解決自我保護及排異功能時，自然外溢為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這就是民進黨2018年“九合一”選舉慘敗的根本原因，也是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因某些議題的炒作支持度下滑、祇獲得5個不分區席次的原因。2020年，對台灣這個共同體的安全動員達到極致，激發出所有能夠通過選票表達的訴求。這是共同體成員對現實危險、環境改變及自身判斷帶來的危機催發出來的選票。排異，因穩定的打破而激發，如果我們希望繼續維持戰略機遇期，就不要通過各種方式刺激島內民眾、激發島內排異力量的爆發。
綜上，此次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勝選，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當前複雜國際背景下的島內選舉各方自身的深層原因，這是從兩岸政治對立時就被分割在當時國際社會的兩大陣營的板塊效應的延續，是新時代中美戰略博弈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島內政治勢力操弄、政治板塊消長的重要觀察點。
二、選後台灣政局的可能動向
（一）台灣當局的可能動向
民進黨第二次全面執政，會繼續推進蔡英文第一任期內推行的內外政策和兩岸政策，不可能進行根本性的政策變革。蔡英文的勝選感言和林靜儀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的內容，基本透露出蔡英文和民進黨在未來施政和兩岸關係上的主軸。
林靜儀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提出，過去四年和未來四年民進黨當局要做的事情。一是，把台灣省議會的預算清零，讓它實質不運作。二是，讓“考試院”萎縮。三是，在無法通過“修憲”方式廢除“監察院”之前，實現監察院的轉型，轉型為“人權監督”的機構。第四，總的目標是，將台灣政治體制從“五權憲法”全面轉向“三權分立”。第五，繼續朝向台灣“獨立”方向邁進，包括改“國號”問題。現在，“中華民國台灣”是一體的。什麼時候把所謂“中華民國”改成台灣，需要一點時間。還要“我們的人民共識”。第六，持續推動“政黨外交”或者所謂“民主聯盟合作”。第七，跟所謂理念相近的國家推進“實質合作”。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