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恰恰是“一國兩制”可以促使台灣在國際地緣政治中處於十分特殊而有利的位置，實現最大程度的獨立自主：既因為“一國”不必成為美、日的附庸，又因為“兩制”而不必接受大陸的體制和單邊安排。台灣由此可以獲得最大的國際空間和自主地位。由於台灣的貿易、投資、財稅、貨幣、航運、環境、文體、司法等體制和政策均不同于大陸且完全自主，大陸不可能代替台灣簽署國際協議。其在治權意義上的獨立自主空間將超過當今許多獨立主權國家。台灣不僅可以在東西間遊走自如，成為雙方努力合作的對象，而且也成為雙方合作的最佳橋樑紐帶，為自己贏得了積極影響各方行為的巨大潛能。
在兩岸間，由於台灣社會制度迎合了西式民主，在國際上佔據話語權，儘管有承認“兩制”的兩岸協議，也不會是大陸試圖改變台灣政治制度，而是相反。經濟上，大陸將極力維護和關照台灣利益，以便維繫台灣人心，阻止台獨勢力坐大。無論是在國家統一前還是統一後，只能是大陸擔心台灣獨立，而不可能是台灣擔心大陸獨立。同時，大陸努力維護台灣自主地位、自由民主和繁榮穩定，也有利於凸顯中國制度的自由多元和促進中西交往合作。因此，無論從消極還是積極角度考慮，儘管兩岸統一建立在實力不對稱的基礎上，但台灣將以小博大，保持著兩岸關係和兩岸協商中十分主動而強有力的地位。這種地位也是台灣在“一國一制”的框架下所不可能具有的。以“一國兩制”實現兩岸管轄權交易合作，台灣付出不多，所得甚大，十分劃算。
在“一國兩制”安排下，台灣在涉外管轄權交易中也處於十分有利的位置，同樣獲得重大利益。在國際上，大陸永遠不會在涉外交往中將台灣視作手裡的籌碼和利用的工具，而是會視台灣為國家核心利益加以維護，這也是大陸不同於美、日的根本區別。因此，擁有“一中”的保護屏障和大陸的實力支撐，台灣的國際交往籌碼和地位將更行強大；無論是進行台日間漁業協定、食品協定談判，還是“美豬”、“美牛”談判，台灣將有更大的底氣和迴旋空間。假如實現徹底“台獨”而失去“一中”屏障，台灣將獨立面對國際叢林規則，在國際交往中的籌碼也要弱勢得多。台灣與任何人的管轄權交易都只能按照自身實力和價值計；台灣要獲得一點實利，反而要犧牲更多的實質管轄權。這也是“台獨”只會減弱台灣的獨立自主而不會增強台灣獨立自主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台灣也不妨將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基於“九二共識”的和平發展看作是縮小、簡化和不穩定的“一國兩制”，或者看成是兩岸對待主權議題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九二共識”毋寧也是一種管轄權交易，台灣在“親美友日”前提之下“和中”，達成23項各領域合作協定，盡享和平發展紅利；更在台日漁業協定、台菲漁業協定中獲得尊嚴和利益。堅守“九二共識”，台灣何曾吃虧？
台灣或許擔心，以大陸規模實力之大，一旦按照“一國兩制”實現統一，大陸必然“吃掉”台灣。這種擔心看似有理，實則沒有理解“一國兩制”的根本特點。不能否認，大小兩個經濟體和政治體之間除了制度性的影響外，必然可能發生一些非對等的相互影響。這也是國際社會主權平等而治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就像烏克蘭不能不受俄羅斯影響、墨西哥不能不受美國影響一樣。然而，由於台灣不是大陸的利用的手段而是爭取的目的，“一國兩制”安排恰恰可以增加大對小的有利照顧，最大程度地減少大對小的不利影響，有利於台灣在兩岸交往中爭取傾斜性的單邊安排。目前港澳（也包括台灣）對內地在人員往來、經濟安排、司法合作、權益保障等方面均有大量單向的限制措施；此類措施若放在主權國家間必然形同歧視而不可接受。沒有理由相信，接受“一國兩制”的台灣反而需要更多遷就大陸。
適用“一國兩制”後，台灣將因為獨特地位和體制而受到各方青睞。西方沒有傷害台灣的理由，大陸更有呵護台灣的動力。非但台灣民眾可以因此享受最大的安全和福利，且在中西合作、文化交融、促進“大同世界”等方面可以發揮無可限量的作用。甚至可以想像：“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現代版的“世外桃源”！
從“一國兩制”角度
重新認識“台獨”
台灣當然不是一個主權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兩岸要落實“一國兩制”，大陸至少應該要求台灣同意就外交和國防展開合作，國家的外交和國防統一應該具有實質性。然而由於大陸無法干預台灣內政，允許台灣保留獨立軍隊，並不強求在台灣駐軍；則兩岸在外交和國防上的統一實質上只能是兩個平等主體間的合作，任何涉及台灣的國家外交和防務政策都只能在台灣同意之後形成。
以大陸現有的設想，兩岸實現“一國兩制”後的中央政府形式可以繼續藉助大陸政權的現有架構，即利用全國人大為全國性立法機關和利用國務院為中央政府。這在形式上確實是把台灣“吃掉”或者“矮化”了，但無論何種政權形式都無法掩蓋兩岸間“一國兩制”係兩個平等主體間合作的本質。而台灣恰好可以利用這種形式，實質性參與大陸內部事務管理，以更多爭取台灣利益。兩岸在統一的形式和實質之間，以及涉內和涉外權力結構上，還可以進行政治交易。其交易原理是：大陸如果在國家統一形式上有所讓步，賦予台灣更多平等（台灣方面有學者提出兩岸可以共建“一中”大“屋頂”），並拿出更多內部管轄權讓台灣參與，則可能越有利於加速兩岸和平統一進程；而台灣在形式上愈是願意接受“矮化”的安排，愈是有利於在兩岸交往中爭取更多實際利益，和對大陸內部事務的深度參與。台灣如果願意拿出更多實質管轄權與大陸合作，則可以獲取的利益空間應該會更大。
國家統一採取什麼形式是一門大學問，可以研究藉鑒古今中外諸多統一模式和憲政架構，並加以創造性地利用。兩岸間“一國兩制”決不可能是港澳模式，也不是某個確定的模式，而是一個開放的框架，有待兩岸通過磋商談判確定框架內涵。中共自周恩來總理主持外交時代起，對事關國家利益的重大政治談判，往往本著設身處地、真誠合作精神，一開始即出盡底牌，去謀守拙；然後堅守底線，堅持不懈，以極大耐心持久談判，爭取對方理解與合作。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與此一脈相承。“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本質上是一個認定現狀的和平方案，不妨也可視為某種創造性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兩岸能否籍此維護國家長久實質統一尚在未定之天。這一模式對台灣自主和自治的尊重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台灣不分藍綠對“一國兩制”同聲譴責，口誅筆伐，無一人有片言隻語的肯定，兩岸互信之匱乏令人感歎！
由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已經接受台灣現有各項內部管轄權的自主地位，國家主權統一的意義將僅僅體現在外交和國防領域，並依賴於台灣方面的合作。因此，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邏輯地推論：“台獨”的主要意圖可能不是為了台灣獨立自主，而是為了在國際政治上始終站在大陸的敵對面。假如台灣視大陸為美國，則台灣必定會擁抱“一國兩制”。拒絕“一國兩制”、尋求完全“獨立”可以贏得在國際上開展政治軍事合作的自由⑤，而只有堅持永遠與大陸對立的目標，獲得這種自由才有實質意義。
實際上，所謂“台獨”，外因多於內因，地緣政治因素多於主權因素。如果有人認為早期的“台獨”運動還有一些反對國民黨專制、爭取民主的工具色彩，則在“台獨”政黨已經登堂入室、兩度執政之後，一個要通過“轉型正義”徹底整垮反對黨，並且不惜一切倒向美日的政黨，實際上走到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反面，也與獨立自主的追求背道而馳。為了實現“台獨”，就要維持兩岸敵對，為此不能不極盡抹黑醜化大陸，繼續“恐中”、“仇中”的民粹操作，甚至斬斷台灣的歷史文化根基；還要維持中美對抗，為此不能不竭盡所能深化中美對立，因為中美關係的緩和始終不符合“台獨”利益。可以說，“台獨”與台灣尋求獨立自主無關，而是基於一種特殊時空下演變而成的極端民粹思潮、冷戰對抗思想和敵對性的地緣政治選擇。
就兩岸關係而言，假如台灣要選擇永久站在大陸的敵對面，則無話可說，只能任由兩岸由對峙甚而走向對撞；假如台灣並不想永久站在大陸的敵對面，則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不失為英明抉擇。即便台灣想要站在中外政治安全格局的中立地帶，也有必要強化而不是弱化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基礎，遠離“台獨”。
註釋
①本文將“治權”與“管轄權”、“管治權”混淆使用，意義等同，不加區分。
②法國、美國、西班牙、德國、日本等均在吉布地建有軍事基地。中國為解決護航、維和、人道救助後勤補給需要，於2016年3月與吉布地達成協議，在吉建立後勤補給基地。
③有關“民族自決權”和“台獨”的關係，參閱筆者拙文《臺灣問題與國際法》；該文以筆名“尹成左”發表於2004年2月19日《聯合早報》網路論壇。
④有關台港“一國兩制”模式差異研究，請參閱拙作《“一國兩制”臺灣模式的正解》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7月號，總第199期。
⑤台灣目前在世界各國均設立經濟文化代表處等機構，已經享有與外國開展經濟、社會、文化交往合作的高度自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3月號，總第23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