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馬畢竟是學法律出身的，他對一中各表的詮釋，顯然不同於李登輝。這個差別的核心在於，馬總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而說，這也就是說馬所說的一中各表，站在他做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上，就是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而成立的中華民國。所以他也常說在主權上兩岸互不承認。這樣的表述就法律層次而言，大體是沒甚麼可以挑剔的，這也是北京可以默認的部分。
可是離開法律性的用語，馬所描述的中華民國就有了一個微妙的發展了，他借用了民進黨的語匯，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話乍聽之下彷彿也沒問題，可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到底獨立於誰呢？獨立於美國日本嗎？照馬的表述模式，顯然並非如此，因為他所強調的，其實是指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則這不就有問題了嗎？而馬也總在這樣的表述語境下，反覆強調台灣優先，這樣的語言，和李登輝所採取的偏安路線，到底有甚麼差別呢？
換言之，對馬英九而言，他其實同樣放棄了國民黨原來創黨時所承諾要承擔的義務。這也就算了，只要他還試圖要建立一個新理想，就也還說得過去，可是他有嗎？在和民進黨比賽對台灣效忠的過程里，有誰會認為國民黨贏得過民進黨？又有誰說得出國民黨對台灣的完整理想？就算有吧，有誰會認為從國民黨嘴裡講出來的台灣理想，可以算做是國民黨的版權所有？
然則，一個不幸的畫面就出現在我們眼前了，一個徹底偏安了的國民黨，也同時成了一個喪失了靈魂的政黨，這樣的政黨當其成為行屍走肉，當然也就只能在媚俗之中載浮載沈了。一二年的大選，我們就已經看到了馬到了強弩之末的端倪，當只能靠著中產階級對兩岸形勢逆轉的恐懼，而勉強維繫著國民黨政權時，這局面其實早已危機四伏了。
一個政經分離的兩岸政策
我的推論邏輯是這樣的，由於一個偏安的國民黨，在無法與民進黨競爭對台灣之忠誠度的狀況下，只能窺見民進黨台獨政策的弱點，借著兩岸的和平紅利來牟取政黨的利益。但也因為仍必須表現對台灣的忠誠度，所以就只能選擇一條政經分離的路線。然而這條政經分離的路線，在一方面不斷把兩岸危機極大化，機會極小化之下，其間所可能產生的矛盾，終於爆發為太陽花學運，從而為九合一的慘敗埋下導火線。當然，我必須把這邏輯中從政經分離政策下所產生的矛盾說清楚。
我曾在之前的許多文章中提到，馬兩岸政策所謂的先經後政，其實是只經不政。在馬看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一政治性的默契，已經是最好的東西，他不會也不曾去想過，可以再追求更足以穩定兩岸政治關係的共識。我們都知道，九二共識乃是兩岸事務性商談的政治基礎，而事務性商談最大了不起，就也只能表現在以經濟為核心的各項交流上，要從這點跨向政治對話，那就必須有更具創意的思考，但馬何曾做過這些準備呢？如果沒有這些準備，“後政”這個後字當然就只是個空話而已。我以為馬自己恐怕認為，在他任內其實根本沒有時間去進到政治對話。如果馬真如此認為，這評估也許並非沒有道理，但如果他就是因為如此，而沒有去做好一些準備性的思考，並根據一些政治性的設計，來推動其兩岸經貿政策的話，那麼他後來因為政經分離政策所導致的惡果，就根本是他自找的。怎麼說呢？
其實這個由於政經分離政策所導致的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也是不難理解的。基本上說，由於偏安的思維，它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就是，整個台灣社會在兩岸的政治層面，正快速朝“分”的意識移動，“一邊一國”的認知正在快速強化之中，而且越年輕，如此認知的比例越高，這種認知的轉化在年輕人中，也已經跨越了省籍的界線，成為了普遍的意識內容。這個現象與變遷趨勢，從李登輝時代就已經開始，馬英九主政後，這一趨勢也只有強化，而全無遏阻之勢。這也就是說，台灣整體正在快速“獨台”化之中，包括跨藍綠的支持者，都越來越能接受“中華民國式的台獨”，而且越年輕，這樣的新國族認同就越強固。
而在經濟層面，由於台灣經濟的淺碟本質，外貿乃是生存之所需，所以只要能賺錢，台灣人是現實的，也是善於偽裝的。無論任何政治立場，都不排斥賺大陸的錢，這也就導致兩岸在以經貿為核心的社會部分，又快速朝向“合”的方向移動，大中華經濟圈早已經成為事實，台灣對大陸在貿易上的依存度逐年上升，觀光收入也成為了台灣某些縣市的經濟命脈，當然，陸客的消費能力就是這一經濟命脈的主要支柱。這一趨勢導致馬在剛上台時的經濟政策，獲得了高度的支持，馬也趁勢簽訂了兩岸各項經貿協定。但是如果我們檢視一下這些經貿協定，雖說它們都是在九二共識這一框架下所簽訂的，可是所有思維的模式，其實都是根據全球化趨勢中“國與國”之模式在思考的，如果不是大陸基於政治考量，採取了比較多的讓利作為，這些協定其實和今天國際上的任何自由貿易協定，根本就沒有甚麼區別。以直航的談判為例，大陸的思維當然是國內航線，而台灣的思維則顯然定位在國際航線上，最後雖妥協為特殊的兩岸航線，但這裡已經可以明顯看出台灣的基本思維了。
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貿易格局中，經濟大國永遠是佔著優勢的，我常開玩笑式的戲稱，全球化其實就是某種“軟性的帝國主義”，但它也是更難抵擋的帝國主義。經濟規模對比越大，所產生的依賴現象就越顯著，因此當兩岸經濟快速整合的過程中，這一股合的趨勢，就必然讓兩岸的天秤向大陸傾斜，這就和兩岸政治上的分的趨勢，產生了競合效應，“木馬屠城”的恐懼感乃很快在台灣社會蔓延開來，於是，我所謂的政經分離的兩岸政策所產生的矛盾乃於焉爆發。
很顯然的，太陽花學運正是在這一矛盾中獲得其社會能量的。在這次學運中，整體的論述集中在幾個層面，一個是所謂的年輕人的相對剝削感，另一個是兩岸經貿利益的分配問題，再一個就是年輕族群中新獨派的誕生。這三個論述層面事實上都和政經分離的兩岸政策密切相關。這也就是說，其實是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協助創造了太陽花世代。馬英九一直對他的兩岸政策感到自豪，從民調的反應來看，也似乎支持了這個看法，但殊不知，這卻恰恰是個溫水煮青蛙的政策，當這個政策的矛盾點開始爆發，就成了現在這個局面。其實，稍稍客觀的人都知道，服貿協議乃至貨貿協議，都是對台灣經濟有益的東西，但台灣社會居然會對這些協議採取這種負面態度，我相信馬到現在可能都還覺得難以理解。馬可能覺得他為台灣嘔心瀝血所達成的結果，卻被當成了驢肝肺，因而真有種冤枉感，可是真冤嗎？畢竟選擇採取政經分離路線的是他，選擇完全不碰兩岸政治的是他，採取偏安思維處理兩岸經貿問題的也是他，因而有了太陽花這樣的世代，他恐怕就不能說是無辜了。
這條路線在台灣目前的選舉政治中產生的影響，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已經是最好的說明。我覺得這條政經分離路線所產生的政治效應，的確已經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對所謂的選票板塊，已經產生的結構性的移動。以前我們總以藍綠板塊來區分選票結構，這次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國民黨會敗得如此之慘，固然還有一些其它因素，但最顯著的一個選票結構變化，就是年輕選票的從因變數變成了自變數。以往年輕人是不投票的，即使投票，也多半都是聽從大人的建議，可是這次九合一我們看到了年輕人投票的踴躍度，也看到了他們投票自主取向的變化，更看到了他們反過來影響大人投票傾向的程度。正是這個結構，讓人開始無法對明年大選的結果感到樂觀。很多人都認為地方性的選舉，兩岸議題作用是不大的，到了總統大選，中產階級的危機意識，還是會造成一二年選舉的結果，可是這次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告訴我們，就算在明年大選中，中產階級的票會某種程度的回流到國民黨，但年輕族群的選票回流的可能性是低的，這就讓整個板塊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在這樣的結構下，藍軍在下次大選中還能有多少勝算，也許已經不問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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