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批判
“台灣國族認同”在基礎、前提、基石和核心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運用偷換概念、張冠李戴、歷史重述等手法，誤用了民族國家理論，借助本不科學的“四大族群”劃分，變造了“台灣人”的概念，並篡改了台灣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因而不僅在立場上，而且在觀點上和邏輯上，都是完全錯誤的。
（一）被誤用的民族國家理論
“台灣國族認同”推崇民族國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借助“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命題，為其提供理論基礎。然而，主張“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雖然沒有過多地篡改民族國家理論，但對民族國家理論產生了錯誤的理解，並由此導致了對民族國家理論的誤用。
第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典命題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典命題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初期或許可以成立，但在現代社會，這一命題已經不再具有現實基礎。民族的多少並不對民族國家的本質特征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尚需要民族的血緣、宗族和宗教關係加以維繫，那麼，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是一國的領土、主權和憲法。在此意義上，“台灣國族認同”理論煞費苦心臆造的“台灣國族”是不必要的。
第二，民族國家理論是一套“統一”理論，而不是“分裂”理論，其理論目的與“台灣國族認同”背道而馳。民族國家理論產生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結束西歐封建割據的局面，為各國世俗政權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服務。因此，“民族國家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在於它必須是獨立的和統一的”， 民族作為國家中人的要素，理應為國家的統一貢獻認同基礎。作為“統一”理論的民族國家理論，自然與“分裂”是相抵觸的。反觀“台灣國族認同”，該理論從立論立場、政治目的和論證脈絡都是主張“台獨建國”的，因而是一套“分裂”理論。從理論創立的原初目的而言，民族國家理論和“台灣國族認同”應當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主權在民族國家的生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沒有主權支撐的“台灣國族認同”無法套用民族國家理論。美國西班牙裔學者林茨指出：民族不具有組織性特征，僅僅擁有來自於民族成員的心理認同；國家可以將外在一致性（秩序）作為其存在的基礎，而民族則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產物。如何使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走向“有秩序”的國家，主權在其中起著紐帶的作用。可以說，沒有主權概念，民族和國家無法實現聯結。因此，民族國家理論的邏輯應當是“民族－主權－國家”，這一邏輯與民族國家的產生歷史也是相統一的。主權恰恰是台灣所不具備的要素，沒有主權支撐的“台灣國族認同”，無法使所謂“台灣國族”與“台灣國”產生聯結，因而也就無法套用民族國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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