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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5月9日電（作者 石之瑜）蔡英文說自己觀察過胡錦濤，認為胡錦濤看起來理性和善。他對胡錦濤的觀察不是以胡錦濤的價值或理念為主，而是以他的性格為主，她並進一步說明，大陸的政治結構是錯誤的結構，不能自由表達，也就限制了理性。她同時又分析國民黨目前正也退回極權的政治結構，所以馬英九是否善良並不重要，因為他的決策日益不透明。簡言之，倘若結構不理性，人是否理性不重要。則所謂結構不理性，當然就是結構限制了理性。看來蔡英文說她觀察過胡錦濤的意思是，她根本不需要觀察胡錦濤。
在政治學的的術語裡，類似溫和理性的這種評斷，絕不是來自旁觀者冷靜的歸納，而是根據旁觀者自己的價值所得出的一種政策性的便宜印象。六零年代興起的開發中國家政治學，歐美政治學家尤其喜歡把第三世界領導人分成三派──保守派、激進派與溫和派。無獨有偶，歐美政治學一度流行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也喜歡把中國的政治光譜分成這三塊。這種分法，充滿了西方代議政治的想像。以台灣這種後殖民地區，處處希望把自己裝扮成高貴的西方，所以常見臨摹西方學術界的視角看中國，蔡英文依樣畫葫蘆，毫不另人訝異。一旦人人可以根據三分法定位，即使毫不瞭解所自己分析的對向，也仍然可以感到在概念上已經了解與掌握。
所謂保守、激進與溫和的區分法，反映的是歐美知識界的自我認識。他們熟悉的正常政治，是公民個人根據各自利害關係的考量參與政治，並名之為理性導向的政治參與。不以理性為導向的就是以情感為導向，則在開發中國家，保守與激進都屬於情感導向的參與行為，前者抗拒現代化，後者受到革命意識形態蠱惑，均不能以理性度之。對西方知識界而言，只要知道對手是被動地抗拒自己的保守派，還是主動的攻擊自己激進派，就已經足夠將他們定位，任何讀者聽到溫和派或理性派，立刻產生好感，至於他們實際的價值或理念，在歐美的政治學裡似乎並不關心。
換言之，他們對於中國政治所抱持的希望，是能看到愈來愈多的溫和派，以為這樣就與自己愈接近。八零年代，他們曾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當成是理性的抬頭，想像中國步上西化的道路，結果到八零年代末期卻遭遇出奇不意的發展，於是感覺受騙。一夕之間，他們改把溫和派當成保守派，好像這樣就等於瞭解了中國的政治，其實只是在他們自己的世界觀裡找尋可以補破網的方法，對進一步體會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情感與價值並無幫助。蔡英文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人格的不理性升高為結構的不理性，所以即使不理解大陸的政治結構，都可以理所當然視之為令人“不放心”的對手，據以指責國民黨讓步太多。
蔡英文假定自己是根據理念在思考，所以可以在不涉及自己性格或民進黨決策結構的邏輯中作出價值判斷，而蔡英文認為馬英九讓步太多，所為讓步，顯示她的理念當然是台獨。然而，馬英九或胡錦濤無所謂理念，因為他們捲在不理性的政治決策結構中。這表示，民進黨面對國共兩黨的抗爭，是理性思維模式與不理性思維模式的對抗，也就是複製了政治學中假定的，西方與共產世界的對抗，或是現代化世界與開發中世界的對抗。蔡英文這樣的影射，雖然未必是有意識的，卻是何以她在面對國共和解與兩岸大通的潮流中，仍然覺得自己與歐美主流一道，故而她能充滿信心領導台獨繼續抗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