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要把天然獨簡單歸因到中共打壓也不充分。而且從中共打壓跳到自己不做中國人，豈可能立即過渡？當然不能。台灣社會中國身分意識的弱化，期間必須先通過話語機制的轉換，簡單說，就是中國人身分話語的消失。其間，“台獨”轉換話語理所當然，但整個中國人身分話語消失，自非“台獨”之功。
李登輝同時推動政治本土化與文化去中國化，但政治本土化快速激烈得多。在他身旁出謀劃策、賣力執行的國民黨高幹，除了極少數能登堂入室，與他相互真情流露外，絕大部分不但都不是“台獨”，還多頗有中國意識。他們在仕途考量下，既要爭取關愛的眼神，又要超越同輩同儕，因而競相效忠李登輝。
李登輝要透過“憲改”切斷與大陸的關係，並集中權力，他們就想出了無形國大的理論來裁撤之，又設計提名“閣揆”不需“國會”同意的制度。李登輝要控制兩岸關係，他們就執行反三通。李登輝要切斷兩岸，他們就斬釘截鐵宣佈，一個中國絕不再論。這些人從開除李登輝一直到2016年，都留在核心決策圈。
不能忍受他們的，先是退黨成立新黨，俟新黨稍有斬獲，卻立刻模仿民進黨以求擴大票源，於是廢國大、廢核四成了新黨的主張，導致新黨沒落。接著黨內鬥爭失敗的，接收了新黨的票源，成為一時 間叱風雲的親民黨，親民黨屢次與陳水扁合作，目的竟是鬥垮國民黨，並隨民進黨指控國民黨賣台。
為避免遭“台獨”的質疑，爭搶爭反中位置，國民黨人從競選時威脅退出北京奧運，到就任後裁減軍公教福利，再到兩岸事務進入瓶頸，貫穿其間的，便是原本不屬於“台獨”陣營的政客，不但放棄中國身分有關的話語，甚至以反中姿態來包裝自己。至此，在台灣公共空間，中國淪為絕對政治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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