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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防范異化的“九二共識”將兩岸關係帶上歧路 |
（二）台北的立場：主要是“一中各表”
1992年8月1日“國家統一委員會”對一個中國的涵義預作解釋，作為台北方面的基本立場。
國統會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看法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
針對大陸海協會所提出的四種表述方案，台灣方面陸委會經反覆研酌，也提出五種對案，授權海基會於會談中酌情提出。海基會將陸委會授權的五種表達方案，酌加修正為三種，並獲陸委會同意，這三種表達方案是：
方案一、鑒於中國仍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妥善加以解決。
方案二、海峽兩岸文書查證是兩岸中國人間的事務。
方案三、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1992年10月28日，雙方由海基會與海協會代表在香港商談。在商談的過程中，雙方各依序提出表達方案，反覆折衝。基於對“一個中國”問題難有共識，陸委會乃授權海基會以各自口頭表述方式，以解決此一問題。海協會代表對此提議未表接受，中止商談。海基會代表則停留至11月5日，見海協會代表無返港續商之意願後，才離港返台。
海基會並於11月3日發佈新聞稿表示：“海協會在本次香港商談中，對‘一個中國’原則一再堅持應當有所表述，本會經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可以接受。至於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我方將根據‘國家統一網領’及國家統一委員會本年八月一日對於‘一個中國’涵義所作決議，加以表達”。同日，海基會致海協會函中亦表達完全相同之意見。海協會孫亞夫並於是日致電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表示尊重並接受海基會之建議。
隨後，海協會於11月16日致函海基會表示：“在香港商談中，海基會代表建議，採用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並提出具體表述內容（見附件——即海基會第三案）。其中明確表達了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11月3日貴會來函正式通知我會表示已徵得台灣方面的同意，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並已於11月3日電話告知陳榮傑先生。…….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物）加以妥善解決。”
海協會11月16日來函後，海基會沒有立即回函，海協會即於11月30日再度來函，希望早日實現“汪辜會晤”，並建議12月上旬進行預備性磋商，12月下旬實現“汪辜會晤”。後續的發展是，預備性磋商及辜汪會談，均是到了1993年4月為上旬及下旬才舉行。
兩岸對“九二共識”的立場與原則：兩點相同、一點不同
從兩會往來的互動與文件中，可以看出，兩會開始時陷入僵局，其關鍵在於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看法不一。後來台北在國統會對“一個中國的涵義”作出聲明後，兩會日後才得以開啟辜汪會談。
兩會彼此能夠相互接受的重點如下。北京方面的立場與原則包括三點：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第二、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第三、有關兩岸事務性協商，對“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採取“一中不表”方式。
北京以上第三個“一中不表”立場僅限於兩岸事務性商談，換言之，並沒有說明，兩岸未來可能的政治性商談是否亦適用“一中不表”原則。不過，從北京的立場看來，未來兩岸的政治性商談，有關一個中國原則或國家統一問題上不會接受“各自表述”的立場。正如同北京所說的，只有“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台北方面的立場與原則，在海基會第三個方案中說得很清楚，也包括三點，即第一、謀求中國統一；第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第三、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意涵採取口頭各自表述立場。
如果說1992年兩岸之間有所謂的“共識”，那麼這個“共識”應該包括北京與台北分別表達的上述三項立場，缺一不可。將兩者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兩岸相同地方在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謀求國家統一”，不同地方在於北京認為在事務性協商上，對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不表”，台北方面則認為兩岸在“一中”政治意涵上可以“各表”。
北京與台北所主張的三點立場與原則均應該視為一個整體來看。換言之，如果有一方不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再“謀求國家統一”，後者不論是“一中不表”或是“一中各表”，都是沒有意義的主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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