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要護住的底線是“不獨”，“最佳目標”是統一，次佳目標是和平發展，或者說是“緩統”。④
綠營要護住的底線是“不統”或稱“事實獨立”，最佳目標是台獨，次佳目標是執政，當前首要的就是爭取執政。至於最佳目標則可以調整為“事實已獨，無需再獨”或“以後擇機再說”即“緩獨”。
藍營要護住的底線是“不統、不獨、不武”，這“三不”已經分別呼應了另外兩方的關切，即不存在撞擊另外兩方底線的危險，事實上國民黨的長遠最佳目標自己也說不清楚，爭取連續執政是其最重大的目標。
在三方都執“護住底線優先”的思維模式時，就催生出“和平發展”這一最大公約數，即三方都認為和平發展將有利於或至少不妨礙自己將來去追求既定的長遠最佳目標，現在它也不至於直接撞擊另外兩方的底線，那何樂而不為？而在各自另有長遠目標的前提下，三方學者也都認為和平發展只是“終局安排”前的過渡階段，這一共識堪稱為“底線思維”的衍生產品。
三方學者“新思維”論述的分歧點
如上所述，三方之間原本存在結構性矛盾，各方都希望把未來的兩岸關係引向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在對未來的憧憬中也免不了對另外兩方的防範和算計，因此在“交集”的同時也發生碰撞和抵牾。上述的三個交集點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分歧：
（一）三方對建構“第三主體”有默契，但對“三”是同“一”即“一個中國”連接還是同“二”即“兩國論”掛鉤有分歧。
大陸主張的“第三主體”同“一個中國”是擴展性的關係，即從各自解讀的一中擴展到雙方共同認知、共同維護的一中，從體現在文獻中的、法理性的、精神性（原則）的“一中框架”擴展到組織性的“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或通過雙方官方的接觸往來，最後促成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晤，再建立由雙方人員共組的處理兩岸事務的權威機構；就這類機構超越兩岸各自的法政系統並且對兩岸都有約束力這一層而言，它是“第三主體”，但它成立的目的和發揮的功能都是為了強化而非弱化一個中國，都是有利於推動統一而非延緩統一。
台灣藍綠學者關於建構第三主體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則有所不同。與大陸相比，總體上他們都更偏重“二”，即希望在“第三主體”的建構過程中重點凸顯台灣與大陸的“對等”，換言之即最好是在“兩國”、最次也要在“兩府”的基礎上來建構“第三主體”。但各位學者的傾向性又有區別，藍營的學者如張亞中的“一中三憲”，不僅有對“中華民國”傳統法理的堅持和對中華民族歷史認知的堅持，更有“中華卡”和“第三憲”之類強化一中紐帶的設計，堅持追求統一的誠意是不容置疑的。問題是他主張現狀是一邊一憲，兩憲兩府對等合法，皆應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實體，這與“兩德模式”極為相似，
北京難免會有所顧忌。但筆者個人還是認為，此類方案畢竟是經過認真思考的“促統”方案，如作為各方斟酌推敲乃至討價還價的參考藍本之一種，還是很有價值的。
另如先後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先生和施明德先生，分別提出“中國議會”和“大一中框架”的主張，這二位先生身為綠營有相當地位的人物，能讓其設計的“第三主體”與“中國”或“大一中”相連，這從新思維的角度講有值得肯定和鼓勵的一面。但究其方案的具體內容，主要還是想先確定兩岸分別為主權國家的法理及事實，以至被人評為是以“虛一中”掩護“實化的台獨與獨台”⑤。這樣的方案與大陸的想法就距離太遠了。
（二）三方對推動官方直接往來有默契，但緊隨而來的就是“相互承認”的問題，連承認都不行，怎麼往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後，日益需要兩岸公權力機構提供制度化支撐，雙方已經簽訂的二十一項協議本質上就是官方合作協議，它們必須受到兩岸的法律保障，因此到這個階段乃至再往前走，要完全無視對方公權力存在已經不可能了，所以關鍵不在於是否相互承認，而在承認多少？包括筆者在內的諸多大陸學者認為：既然百分之百的“不承認”已經過時，而百分之百的承認就是“兩國論”，所以只能尋求一種高於零但低於百分之百的承認方式，筆者個人稱之為“零點六”即百分之六十的承認，（當然，60%只是一個比喻，理論上從1％到99%都行）。回到稱呼官銜的具體問題，就是有些部門的首長如總統、國防部長、外交部長——不能稱官銜，除這些部門外則可互稱官銜。至於對等，只要雙方都執行同樣標準即為對等，換言之對相同職能部門的首長，我不稱你官銜，你自然也不稱我官銜，因為雙方都同樣稱對方，就完全不涉及是否尊重的問題。然而台灣方面的學者則希求百分百的相互承認，對於大陸學者的解釋，藍營的學者反應似乎積極一些，但以筆者觀察，多數也只是“理解但不同意”；而綠營的學者反應則更激烈一些，只要不稱官銜就是不尊重，就是“矮化”，為此中斷官方往來也在所不惜。
（三）就“底線思維”而言，雖然三方都同意和平發展的階段性，但對未來目標的設計不一樣：
大陸決不放棄追求統一的努力，要讓和平發展以統一為指向，所以大陸不同意無限期地“維持現狀”，單純的和平也不是大陸的終極目標，只有利於統一的和平才是大陸真正的需要。
綠營也沒有停止追求台灣法理獨立的步伐——當前的“台獨”已經不是更改國號之類的“原教旨台獨”，而主要體現為堅稱台灣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人口2300萬，地域台澎金馬，即使其國號仍叫“中華民國”；綠營希望和平發展能成為孕育“台灣人意識”（區別於“中國人認同”）的溫床，如果有一天台灣能實現真正的法理獨立，那就意味著和平發展過渡階段的結束。如果沒有這一天就“退而求其次”，讓“現狀”永遠維持，和平成為無條件的價值。
藍營則在本質上向綠營傾斜，即主張未來的兩岸關係走向“一中兩國”，但“一中”為虛，“兩國”為實，從蘇起等藍營大佬（郝柏村前期也一度加入）參與“大一中架構”的撰述，就可看出藍營政策轉向的端倪。為了這一長遠目標，藍營也期待能把“現狀”拖得越久越好，在和平的問題上，藍營認為不應將其與統一掛鉤，和平本身應該是無條件的，它本身就是值得兩岸共同追求和細心維護的價值。
為了維護各自的長遠目標，三方都難以達到對方的期待，“底線思維”的效能至多是使彼此的爭鬥不至於達到“翻臉”的程度，從而為和平發展提供和諧的氛圍。但現實中三方的“磕磕碰碰”仍是免不了的，在面對某些事件或台海周邊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也不能排除矛盾再度激化的可能。特別是如果民進黨在2016年上台但又拒不調整其大陸政策，也可能再度激起北京“底線被衝撞”的危機感，使和平發展的勢頭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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