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攪動輿論敏感神經 醫患矛盾重又釀成惡果
1、醫院形象大幅滑坡 醫患矛盾再成議論熱點
在北京打工的肖志軍，在懷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際，仍拒絕簽字同意剖腹産，最終母子雙亡。這是一個罕見的悲劇。人們在爲兩條無辜生命的雕零傷感嘆息之餘，將憤怒的矛頭轉向了相關的人、機構和制度。然而，我們更應該拷問的是：在“故意殺人”的指責還只能停留于猜測之際，肖志軍面對醫生的勸告，何以會表現出常人難以理解的偏執？（廣州《廣州日報》）
醫院副院長趙立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一句話，給了我們很大的提示——他認爲，“悲劇的根源在于患者家屬對醫院的極度不信任”。肖志軍也曾這樣說過，“我不相信他們(醫院)”。當然，這句話包含的更沉重的意味則是：作爲一個底層公民，肖志軍對醫院的誠實、良心和道德，已缺乏基本的信任。（上海東方網）
如果肖志軍就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的話，那麽，肖志軍的异常舉動就折射出這個社會對醫院的普遍不信任心理。這些年，從各地陸續發生的“天價醫藥費”事件，到屢見不鮮的見死不救事件，都在表明，醫院作爲一個盈利性的“市場主體”，在公衆心目中早已離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漸行漸遠。伴隨著這種公衆形象的滑坡，醫者不再是“父母心”，醫囑也不再是必須言聽計從的最高指示——處于信息不對稱和絕對弱勢中的患者，被迫學會用“消費者”的精明和洞悉力來提防醫生，從進醫院的那天起，就以敵對的立場來懷疑診斷結果、維護自己的利益。（北京人民網）
2、醫院只顧明哲保身 救死扶傷之責拋諸腦後
但是，人們也可以說，悲劇産生于醫院方面的不敢承擔責任。《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33條規定，醫療機構爲患者實施手術，特殊檢查和特殊治療應當征得患者家屬或者關係人的同意幷且簽字；儘管醫院方面已經爲手術做了充分的準備，即使肖志軍當時一時之間凑不起手術費用，在兩條垂危生命面前，相信只要肖志軍同意，醫院方面也會毫不猶豫地爲孕婦進行手術；但在肖志軍，在這個患者當時在場的唯一家屬對手術治療的堅决拒絕面前，醫院方面妥協了。在垂危的兩條生命面前，制度是冰冷的，醫院的妥協也是冰冷的；我們分不清楚這樣的一種對患者家屬的妥協，這樣的一種怕擔責任的妥協，究竟是對制度的理性堅持，還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北京光明網）
當前，改革後的利益分化使醫患矛盾表現得非常尖銳，醫療救治中稍有閃失，矛盾就會一觸即發，引起非常可怕的醫療糾紛，這方面，早已是司空見慣、甚至觸目驚心。所以，在人命關天的情况下，醫院爲防止更大的醫患矛盾産生，是否只能采取按現有規定操作這種“明哲保身”的處理方式？（江西大江網）
在天涯網，網友“魏英杰”的帖子“一紙簽字載不動醫患之間許多愁”引發了很多討論。他認爲，雖然家屬自身責任明顯，但在救治方案如此明確的情况下，醫院爲何不敢堅持自己的專業判斷？當前醫患關係日益緊張，醫院是在想方設法規避責任。而網友“靜婭”反問，醫院在不簽字的情况下做手術，已是違規行爲。一旦出現死亡，這個責任誰負？（北京《中國青年報》）
3、直指醫療體制軟肋 以藥養醫制度必須廢除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衛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孫東東認爲，導致這一悲劇的直接原因雖然是肖志軍的貧窮、愚昧和無知，但最主要的根源是當前的醫患關係所造成的，而這種醫患關係是由現行醫療管理體制造成的。以藥養醫的制度，使大處方、過度醫療、紅包、回扣大行其道，醫護人員侵犯了病人利益，病人難以再相信醫生。（北京《中國青年報》）
“我國目前的醫患關係令人擔憂。”孫東東說，患者對醫務人員的猜忌和不信任增加，醫護人員對患者的防範心理加重。主管部門把醫院推向市場，醫院必然從病人身上尋找利益，結果造成醫務人員和病人利益之間的嚴重衝突，使患者對醫務人員不信任，誤認爲醫生要做手術是危言聳聽，目的是多掙醫療費。由此導致患者或家屬做出非理性選擇，從而貽誤搶救時機。“在如此緊張的醫患關係下，沒有醫院敢‘非法救人’。”（浙江在綫網）
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醫療糾紛激增，醫院也越來越小心謹慎，對患者缺乏信任，處處留心“免責”，不簽“生死狀”就絕不動手術。進而形成醫患之間越來越不信任的惡性循環。也許正是在這種語境的熏陶下，肖志軍這個困頓無助的打工者作出了偏執而愚昧的决定。肖志軍事件中，我們需要檢討的絕非僅僅是“簽字制度”這樣的“補漏”問題，而應著手于整個醫療衛生系統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這，無疑是一個更艱巨和龐雜的系統工程。（廣州《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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