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襲制有望打破 後自民黨時代來臨
1、無人能擔複興重任 日本政壇難出“強勢首相”
雖然在近55年的執政歷程中，自民黨基本實現了日本的經濟複興，但前首相小泉為了去除改革障礙而在黨內排除異己，成為了自民黨式微的開端。小泉之後的幾任首相，都成為“短命”首相。二戰以來，發達國家領導人任期以日本最短。日本首相任期平均是26個月，而德國總理是88個月。二戰後日本換了30位首相，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最少的是8個，最多的是13個，當然有的是總統。可見日本的一把手換得要比其他西方大國頻繁很多。（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
日本在經濟、文化和科技領域均走在世界前列，政局卻顛簸不斷，缺乏大國風範。究其原因，在於日本政治體制有欠成熟：政黨之爭的焦點更多在於權勢名利，而非國計民生。首相通常是黨內派系利益平衡的“產物”，利益失衡就得換人。這種政治文化氛圍，使日本首相多數“短命”，“強勢首相”屈指可數。（遼寧東北新聞網）
因為領導力的缺失，日本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日本經濟縮水12%，是美國和歐洲國家的2倍。日本國內，政府5000萬份養老保險繳費記錄出錯事件，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激起公眾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日本國債是美國國債的兩倍（相對於經濟總量）。而此時，日本公眾依然就是否應該對憲法、衛生醫療系統、退休政策以及經濟政策等進行必要改革進行爭論。沒有政治家領導他們，沒人為他們的分歧搭橋牽線。（美國《新聞周刊》）
2、自民黨衰民主黨興 日本政局歷史性分水嶺
面向8月30日的大選，執政自民黨和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兩黨對峙，已呈白熱化。儘管距投票日還有一個多月，但“朝小野大”的局面便已形成。從各種民調結果及其背後人心向背來看，下屆政權姓“民”不姓“自”的判斷幾成定數。（廣東南方報業網）
自民黨“1955年體制”自確立以來，在政（政治）、官（官僚）、財（財界）“鐵三角”的護航下，堅如磐石，只在1993年短暫地失去了政權，不到一年便迅速翻盤。而客觀地說，那次政權旁落的導火索是自民黨的分裂，並非在野諸黨在選戰中勝出的結果。因此自民黨幾乎變成了日本政權的代名詞，是日本名副其實的長壽執政黨。所以，吊詭的是，日本雖號稱民主國家，但在1955年以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國民卻從未有過以自己手中的選票來“更換”執政黨和首相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民主黨在這次大選中真能像民調預測的結果那樣獲得勝利實現政權更迭，它將結束統治日本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時代”，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就將是日本政壇一個“歷史性的分水嶺”。（廣東《南方都市報》）
對於自民黨的失敗，麻生要承擔多大的責任？答案或許並不是太多，因為，自民黨已經沉屙已久。自民黨一黨執政50多年，把日本從二戰廢墟中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冷戰格局瓦解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巨變，暴露了日本社會封閉、保守、抑制革新、難以適應變化的結構性弱點，也暴露了自民黨等級森嚴、固步自封、拒絕變革的弱點。冷戰後至今近19年的時間裡，自民黨都未能帶領日本走出停滯困境，引起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北京經濟觀察網）
3、輪流執政或可期待 “兩黨制”能否取代“世襲制”
日本政壇長期以來存在一個特殊的“家族世襲”（亦稱“太子政治”）現象，在某種意義上對過去幾十年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世襲”現象也使日本政壇的關係過於複雜化，權錢交易醜聞時有發生，增加了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難度。某種意義上也是自民黨最終走向衰敗的原因，所謂“城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日本戰後幾乎所有的首相都出自於“世襲議員”群體，其中典型代表就是近三名首相。這三人都是命運多舛，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上任均不到一年就宣布辭職，而現任首相麻生太郎也遭遇了解散議會，提前大選的慘烈局面。有人說，安倍、福田和麻生這三位首相已把日本“世襲政治”引向絕路。（天津《每日新報》）
而在民主黨的選舉策略中，有一條深得民心:反對世襲。它不是從政策上攻訐，而是拿民主主義社會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平等原則說事，卻頗有效擊中了自民黨的命門。不過，民主黨的前景也並非十分樂觀：從黨員人數上講，自民黨在較長一個時期內仍將是日本第一大黨，作為擁有半個多世紀執政經驗的老黨，一旦時機成熟，就極有可能向民主黨發動致命性攻擊；選民雖然對麻生太郎及其領導班子感到厭煩，民主黨及其領導人鳩山由紀夫卻也無法激起他們的熱情；另一方面，民主黨與自民黨同屬保守型政黨，民主黨中相當一部分骨幹成員都是從自民黨分裂出來的，即使上台執政也難以在重大方針政策方面有大的改變，解決日本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因此，日本未來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格局或可期待。而有了民主黨的牽制，自民黨的黨內鬥爭也會收斂。（北京《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