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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 |
中評社╱題：進入深水區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一直是兩岸關係中敏感而又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是至今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雙方的關係，在國際上的集中表現，其嚴重程度和內涵，直接由中國內戰的激烈程度和內涵決定。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兩岸關係的深層次問題逐一表現出來，作為兩岸政治關係中最高端問題之一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就是其中獨特而複雜的一個。
進入深水區後，事實逐漸顯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起步階段中，台灣長期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處理面臨新的形勢，在出現了重要的新的有利因素的同時，一些重要的深層次問題也有更充分表現。所以，通過兩岸共同努力，尋求關於深水區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共識，並進而通過兩岸共同努力，爭取逐漸穩妥處理這一問題，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出現新的有利因素
1988年到2008年，李登輝、陳水扁在台灣相繼執政的二十年中，由於他們公然推進“台獨”路線，力圖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因而遭到大陸嚴厲反制，台灣的“國際空間”被堅決擠壓、封殺，台灣的國際處境陷於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2008年5月以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起步，並持續推進的基礎上，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發生了重要變化，不僅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得到了明顯緩解，而且還出現了更深層次的積極變化。這些都是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新的有利因素，它們的積極影響將逐漸表現。
台灣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最直接、最明顯的重要變化。2008年5月以前，台灣處於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國際困境。主要表現為，台灣的“邦交國”持續減少，到2007年底已減至僅23個；台灣不能參加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的任何活動；台灣與美國及其它世界主要國家的“實質關係”不斷下滑，互信持續減少。
而2008年5月以來，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台灣的“邦交國”不再減少（2013年11月與岡比亞“斷交”，但此事件與兩岸關係無關）；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分別出席每年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和2013年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台灣與美國等國的互信得以恢復，“實質關係”有所增強。這些是馬英九當局五年多“外交成就”的主要內容。而從兩岸關係的角度觀察，這些變化具有更重要、更深刻的意義，從而將對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產生更為有利的影響：第一，兩岸關於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激烈對抗明顯緩解，為進一步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空間和信心；第二，明顯緩解的成功實現，為進一步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提供了經驗和途徑。總之，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起步階段，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是在整個進程中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良好開端。
開始形成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之間的良性互動，即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基本上同步推進，而不是相互孤立地推進。實際上，這是把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納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進行，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與整個進程協調推進。五年的事實表明，這是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真正有效的途徑。實際上，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兩岸政治關係在國際上的集中表現。事實清楚顯示，緩解嚴峻的國際困境，必須首先改善兩岸關係，尤其是首先必須消除大陸對台灣，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即在國際上推行“台獨”的深刻疑慮。應該說，過去五年中馬英九當局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台灣之前二十年中所處的嚴峻國際困境，得以明顯緩解。這清楚顯示了兩岸關係在和平發展進程中良性互動，對於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是不可缺少的基礎。未來進一步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這一基礎更加不可或缺。
2008年5月以來，在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過程中，兩岸之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成為處理這一問題的有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岸共同努力；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台灣嚴峻的國際環境，是兩岸激烈的反“台獨”、反分裂對抗的結果。所以，緩解台灣的困境，不能、也不可能是大陸“給予”台灣，而只能通過兩岸共同努力。而且，由於對抗是台灣方面推進“台獨”而挑起，台灣方面必須首先做出真誠的努力。馬英九當局不僅口頭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而且有所行動，包括停止爭取參與聯合國等等；大陸方面對之做出了明確的善意回應，不再爭奪台灣的“邦交國”等等。正是在兩岸共同努力下，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得到了明顯緩解。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就是符合兩岸的共同利益和願望、符合相關的國際法規和章程，以及符合現階段兩岸關係實際的發展水準。只有“三符合”，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處理才能實際可行，處理效果才能較可靠、穩定。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和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都是按照“三符合”方式成功處理的案例。
上述三方面變化，都是過去在兩岸對抗中，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所沒有的。它們是在2008年5月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以來才出現的。它們對於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的明顯改善，發揮了重要的積極影響。可以預料，它們對於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水區，進一步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將繼續發揮積極作用。但需要清醒認識到，這些變化發生於進程的起步階段，主要針對改善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的需要，而在現在和今後很長時期的深水區中，需要的是最終解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這些變化的積極影響必將是有限的。所以，必須根據深水區的特點、深水區中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特點，與時俱進地調整、發展這些變化，並不斷有所創新。
進入深水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
在經歷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起步階段後，現在這一進程進入了深水區，即進入了兩岸關係各種深層次問題不可避免地被觸及，並且必須逐一處理、解決的階段。兩岸關係的本質是政治關係，是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的雙方的關係。這決定了，在深水區觸及並處理的兩岸關係的深層次問題，必然都是兩岸關係中重大的政治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就是其中重要而又特殊的一個。這一問題是兩岸關係中，最直接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因而對其處理時，可能的“彈性”最小，難以通過大陸的重大讓步實現雙方的妥協或狹義的“雙贏”，而必須探索、創新處理的新思路和模式。如前所述，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起步階段，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有所緩解，主要是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形成的。這一問題的最終處理、解決，必須也只能在深水區完成。更須重視的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受兩岸關係、國際環境以及島內政局變化的影響，不斷發生變化，不斷有新情況、新問題出現。實際上，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正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新形勢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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