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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治戰” 作者：王鴻剛（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政治戰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發生的，它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兩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國家相互尋找“短板”並加以充分利用的過程。縱然政治戰中的弱勢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戰中強勢一方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少。這就像兩個相互砸玻璃的遊戲，強勢一方手中的石頭比對方的大，但他背後的玻璃也可能比對方的大。尤其是處於衰落階段的大國，其階段性短板會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體系脆弱、決策模式偏狹、內部人心不齊、外部信譽遭疑、攤子鋪得過大、樹敵作惡過多等，存在反遭“分化”與“成本強加”甚至徹底清算的可能。
抑制並削弱其他大國的政治優勢，利用競爭對手的困難、“弱點”與“短板”實施“成本強加”和“戰略誤導”，是大國博弈的常用手段，這種手段通常被稱作“政治戰”。很多人認為，美國在冷戰期間成功運用“政治戰”搞垮了蘇聯。最近幾年，美國戰略界對“政治戰”的討論突然增多，對比美國當前的對華戰略和當年的對蘇戰略，似乎也有不少相似性。因此人們特別關心中國是否有能力抵禦美國政治戰攻勢、從容應對長期戰略博弈。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分析。
一、美國慣用“政治戰”打壓對手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戰”，是既不同於日常的外事交往與經濟聯絡、也不同於全面軍事衝突的一種國家間互動形態；是綜合運用除了傳統軍事衝突之外的經濟、政治、外交、外交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對象實施干擾、打擊、削弱、顛覆的一種博弈策略；特別在核武器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政治戰是有能力相互摧毀或者深度相互依賴的競爭性國家之間展開戰略博弈的主要方式。政治戰與學界討論的“信息戰”“輿論戰”“意識形態戰”等概念學說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於以往兵戎相見和正面對抗的大國博弈新形態。
大國博弈中的政治戰常常有如下四種手段：
一是“心理攻勢”。具體方式是由高度組織化的宣傳部門，藉助話語、圖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綜合運用公共外交、輿論造勢、特定心理行動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國家的決策者和公眾進行心理層面的引導塑造，也就是發動“心理戰”，力爭使其行為達到符合政治戰發動者的特定目的。研究界偶有論及的“戰略傳播”和“戰略欺騙”等手段，也是這種“心理攻勢”的延伸和變種。其核心特徵是在特定時期釋放特定信息，對競爭對手的主觀心理和內部政治進程（例如選舉）實施干預和引導，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結果，或對其決策過程實施干擾和誤導，以增大其決策成本甚至導致決策偏差。在《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蘇聯的》一書中，作者施魏策爾坦言，美國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有意識地對蘇聯發動了一場“圓滑而精巧的精神戰”，讓蘇聯領導層和廣大民眾人心惶惶、決策出錯。
二是“經濟誘壓”。是指利用特定國家的對外經濟依賴，通過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響，或者對其國內經濟結構的薄弱環節進行暗中破壞，延緩其發展速度並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冷戰初期的“馬歇爾計畫”被認為是利用援助來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經典案例，美國藉此成功阻擋了共產主義在西歐的傳播，有力地服務了美國對蘇遏制總體佈局，推動美國更有意識地將經濟援助作為強有力的對外政策工具，並促成1961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組建。與經濟援助形成對照，冷戰期間美國對古巴和伊朗等國實施的經濟制裁，以及美國聯手其他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技術封鎖和貿易禁運，則屬於經濟杠杆的另一種使用方式。此外，美國還通過推動東歐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分化蘇聯集團的內聚力，努力壓低國際能源價格以打擊蘇聯能源出口，甚至向蘇聯提供有缺陷的設計圖紙、機器設備和電腦晶片，蓄意破壞蘇聯經濟安全。
三是“內部分化”。將目標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與社會矛盾或少數人群的不滿情緒視為可加以利用的議題，對目標國家實施“成本強加”、立場分化和形象詆毀。這也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聯常常使用的手段。例如，支持蘇聯的“異見人士”，秘密扶持蘇聯體制內部的親美勢力、“高級代理人”“戰略內應”等。
四是“週邊牽制”。主要方式是對競爭對手的國際夥伴體系與全球地緣佈局進行滲透、騷擾和分化（例如美國對東歐國家的經營），對競爭對手“地緣支點國家”（例如蘇聯地緣佈局中的古巴）施加強大壓力，或者通過製造某種衝突將競爭對手推入進退兩難的“地緣陷阱”（例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蘇聯的叛亂力量），以此消耗對手的經濟和外交資源。
二、中國絕不會成為第二個蘇聯
國際輿論最近討論“新冷戰”時偶爾會有一種不經意的對號入座，將中國比作前蘇聯，似乎隱隱暗示了對中國命運的悲觀預期。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的種種舉措與美國當年對蘇政治戰的相似性，更加劇了人們的憂慮。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到底會不會重蹈蘇聯覆轍，經不住美國打壓遏制，在戰略博弈中敗下陣來？
坦率地講，這一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因素實在太多，博弈時段也很難界定，甚至對如何定義博弈成敗都難有共識。但這一問題事關重大，必須有所思考。本文衹能在有限篇幅內，力爭對回答這一重大問題的基本思路進行勾勒。總體講，對此問題的回答有賴於：（1）對蘇聯經不住美國政治戰攻勢的深層原因之探討；（2）對中國與蘇聯的本質區別之界定；（3）對美國對華政治戰能在多大程度上發出力道的前景之預估；（4）對特朗普時代（和“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與里根政府時期的美國的顯著落差之比較；（5）對中國應對方式是否得當之評判。
首先的問題是，蘇聯為什麼經不住美國的政治戰？是因為美國的政治戰很厲害麼？當然不是。根據前文所述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之間的相互關係，外部原因衹能通過內部原因起作用，因此歸根結底還是蘇聯內部先出了問題。蘇聯之所以落敗，是由於它在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方面早已大大落後了。
美蘇競爭的本質，是20世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在繼續向前推進過程中，當西歐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塌陷之後，分別位於美洲大陸和歐亞大陸這兩個相對“邊緣地區”的後發大國，對歐洲霸權繼承人身份的爭奪。而他們競爭的關鍵，就在於國家形態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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