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展望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與台灣的角色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
我們正目睹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兩岸應有新的思維，來處理變動中的兩岸關係。我始終認為，衹要著眼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兩岸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談的；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終於在中國農曆新年除夕當天，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拜登入主白宮後，就陸續與盟國領袖通話，這符合他對外關係的“親疏有別”。拜登在習近平之前，先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通話，除了表示他對歐洲安全的重視外，就如同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所說，因為“中國目前對我們的安全、繁榮和價值觀念構成了明顯挑戰”。所以拜登政府必須有“戰略耐心”，以新的做法來因應中共的“挑戰”。
拜登與民主黨人原先視俄羅斯為“敵人”，中共衹是“對手”；但因特朗普（Donald Trump）在選戰中刻意炒作“中國問題”，美國國內己瀰漫一股“反中”氣氛，“遏制中國”成為跨黨派共識。一般認為，拜登雖勝選入主白宮，但仍處在一個“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陰影之下。如果中美關係是特朗普留下的一個政治“遺產”，那拜登制定對中政策之前，必須要分辨其中哪些是“資產”？哪些是“負債”？這確實需要一段緩衝時期。
一、“戰略定位”
在美國新政府的對中政策出台以前，拜登本人與其重要智囊，已針對中美關係發表了許多看法，對中政策的輪廓呼之欲出。本文先談美國對中共的戰略定位，這可以反映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對中政策目標。
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執政初期，美國把中共視為“戰略競爭者”。隨後，因中共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促使美國在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歐巴馬在2010年5月發表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甚至表達歡迎中共擔任負責任的“領導角色”。
特朗普則於2017年12月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共和俄羅斯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但特朗普隨後表現的“反中”立場，顯示在他的眼裡，中共已不衹是“對手”，而且更像是“敵人”。
拜登於2月4日在美國國務院發表上任後首次外交演講，稱中共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但同時也表示，“當符合美國利益時，我們準備好與北京合作。”拜登對中共的定位顯示，美國將恢復特朗普執政前與中共的競合關係。競爭領域包括科技、經濟、貿易等；合作則是疫情防控、氣候變化及共同維護國際組織。衹是用拜登的話說，美國會以“競爭定義合作，而非合作定義競爭”。
二、“戰略互疑”
除了戰略定位，影響美國對中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彼此互不信任，亦即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說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王李兩位學者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組因素：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的關係，缺乏足夠的理解和認識；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
上述三組因素涉及中美結構性的矛盾和雙方的權力關係。美國強調西方的自由和人權觀是普世價值，認為議會民主制度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在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期，美國都企圖運用它手中擁有的上述“軟實力”，促使中國大陸“和平演變”。所以中美結構性的矛盾是深層的、是難以調和的；當中美力量對比出現彼長我消或彼消我長時，結構性的矛盾立刻就會凸顯出來。
“蘇東劇變”是內因造成，但外部因素也起了相當大的催化作用。衹是針對中國大陸，美國並未達成“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習近平說過“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共決定走自己的路。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共從區域舞台，走向世界權力中心。
儘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並未放棄“改變中國”的意圖。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2020年7月24日發表的一篇對中政策演說，承認50年前由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一手策劃的美國對中“接觸”政策是失敗的，並強調中共並沒有因交流而產生美國所期待的變化；但蓬佩奧鼓吹“自由世界和美國聯手改變中國”，並且把這項工作深入到中國大陸，即“必須與中國人民交流，並賦予他們權力”。
涉及中美之間的權力關係，政治學者赫斯迪（K. J.Holsti）說：“權力是一個國家控制其他國家行為的一般能力。”美國要改變中國，就必須遏制中國的崛起。中共強調不當霸權，但美國遏制中國不是基於安全的考量，而是因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美國擔心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會危及他身居當今世上唯一超強的地位。
三、“戰略收縮”
拜登的重要幕僚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在《外交事務》撰文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多年来一直高估了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既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對中國的錯誤期待。我認為既然期待落空，美國衹有正視中國崛起的現實，被迫放棄改變中國的念頭。
改變要靠實力。雖然整體看來，美國的綜合實力一枝獨秀，仍是當今世上唯一超強。但美國已意識到，中美力量對比，無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都已朝對中共有利的方向發展。
在“硬實力”方面，美國的經濟總量仍大幅領先中國。中國大陸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比起美國的6.2萬美元仍有相當差距。但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差距會逐漸縮小。據大陸國家統計局2021年1月18日公布的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2.3%，美日歐的經濟產出則急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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