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威脅論相伴隨的是中國機遇論，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帶動世界的發展，給各國帶來機遇。不過，中國機遇論雖然是不爭的現實，但在擅長炒作的西方輿論中很少成為主要話題。
進入新世紀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又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小布什第二任期開始的。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論”。此後，“利益攸關論”又被寫入了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新定位。這被認為是“中國責任論”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在這一形勢下，“中國威脅論”日益淡化，“中國責任論”壓倒性地構成了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國際輿論環境。
G2與中國影響論
從國際社會對中國各種論調的演變可以看出，每種論調的出現都是伴隨著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與西方對中國實力、影響力和發展前途看法的變化密切相關的，體現了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認知。
而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變化前後，西方一些學者和政要都會拋出一些論調作為鋪墊或進行論證。從歷史的終結論、文明的衝突到利益攸關者等，無不如此。因此，西方學者的一些論調往往成為捕捉西方對華認知變化的重要線索。
從這個角度看，近來，美國學者和政要拋出的所謂中美兩國集團論、中美共管太平洋論等無疑具有一定的指標性意義。這種論調雖然不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G2概念是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務》上提出的，他認為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實際上提出了中美共治論。
此外，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尼爾•弗格森還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來，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世界最大儲蓄國的中國應該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産。
這些論調的提出雖然看上去仍然是中國責任論的發展，但仔細捉摸却可發現，與早期的中國責任論有很大區別，因此，筆者姑且把這種論調稱作是中國影響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