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不是新話語，但近年才開始進入中國官方決策核心議程。值得一提的是，習李政府的首次中央經濟會議之上，對於產能過剩不可不謂重視，強調“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對比之下，胡溫時代的宏觀調控往往糾結於經濟冷熱問題，這並非當時沒有產能過剩，而是因為產能問題被國內消費以及對外出口所掩蓋。
換而言之，如果說過去產能過剩只是一個可能隱患，如今則已經成為會隨時爆發的定時炸彈，近年產能過剩的數據攀升頗能說明問題。根據經濟學者劉海影對全球214個國家經濟數據的研究，過剩產能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低過剩產能國家平均經濟增速是高過剩產能國家的3倍。根據他的研究，韓國在1996年過剩產能超過了30%的門檻線，隨後1997年東南亞危機爆發，韓國經濟遭遇重創；對比中國，在2008年之前的過剩產能已經比較嚴重，大約在23%左右，2008年之後過剩產能飆升，到2012年年底已經超過32%，去年則繼續上行。
經濟有其規律，任何短暫的狂歡終究會面臨漫長的償付。中國產能過剩率的攀升，對應著是四萬億刺激政策以及國內巨量投資。近年債務風險引發關注，但我始終強調，實體層面的產能過剩也就是金融層面的債務累積，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宏觀債務水平持續上升，三塊看似獨立的問題正是是中國經濟症結的三位一體，其最終結果則導致經濟系統性風險的加大。
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產能過剩的增長慣性在於地方政府的增長衝動，那麼“宏觀過熱，調控民企”的老路注定無功而返。對應當下的經濟形勢，承認過剩產能根源所在，消化吸收過剩產能將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那就意味著兩條出路，那就是化解存量消除增量，一方面必須允許甚至鼓勵有序破產程序，讓不再具有經濟合理性的企業出清，另一方面則應該進一步約束地方政府對於經濟的介入，這也關係未來中國社會規則與法治重塑的方方面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