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試論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之文化基礎──由中華文化與世界各文化異同說起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
【摘要】新世紀的國際秩序有其不同的文化（或作文明）基礎。目前國際間對世界各文化何者將是此新秩序的主要支柱，仍在摸索之中。為方便比較，本文將世界各大文化系統籠統地劃歸為中華文化與亞伯拉罕文化兩大類（後者主要包含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猶太教）。美國霸權衰弱殷始，文化間之競爭可說益為真實。昔日大國權勢之爭將被文化競爭所替代。一般論者咸知美國自豪隸屬於基督文化；識者亦指出美國有“富不知足、強不能安”之痼疾。此點在它與新興大國（中國）間之競爭，尤為明顯。相反，在中華文化影響下，“知足常樂、能忍自安”與“內聖外王”之訓導深入華人心靈。由諸此，有必要探討這兩者文化背後差異之淵源。
導論
任何新世紀均有其不同之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之文化基礎也因時代變遷而各有不同。
二十一世紀亦不例外，不同者無外乎以下兩點：（一）相對而言，本世紀之國際秩序，由於原有霸權大國（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專注抗衡，主要國際權勢之爭表現在此兩大國間的新冷戰。（二）因此，本世紀國際秩序的文化根基，也不超出美國自豪的基督文化與另外強調“內聖外王”的中華文化間的競爭。此外，二十一世紀是“地緣經濟”時代（以別於上世紀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範疇亦自然籠罩於文化競爭之上。
本文談國際秩序之“文化”基礎，而不用“文明”二字，有其字意差別的原因。蓋“文明”意義涵蓋大自然環境及人類所依賴之生活方式（譬如農業、漁業、或工業等）；亦有技術上脫離野蠻求生方式之含義 （譬如由靠雙手耕耘邁向利用鋤犁工具與動物畜力運用之演進）。“文明”之含義，也包括大眾共同尊奉仰侍之習俗與神明。而“文化”則相關人類理智表達之結晶，譬如哲理、價值觀、邏輯、詩文、藝術及其他心思的產物等。
我們須注意，在不同領域，常有二者混淆之現象。譬如考古學家將“新石器文化”（Neolithic culture）定為邁向人類“文明”（civilization）的過渡，是一種特殊看待文化與文明關係的術語。另外也有很多中西學者將這兩個名詞彼此互為定義。但從邏輯眼光觀之，這樣做法，無異是重複而乏新；並且有混淆視聽之虞。譬如中華文化有時稱為“儒家文化”，可是如說是“儒家文明”則不知所云矣！
中西文化差異源於“救贖”，來自內在或外在觀點各異
為了比較中西文化的差別，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分辨之道。錢穆（賓四）認定西方文化為“外向性”的文化，而中國為“內向性”文化。 我認為這個外在與內在之別，最重要顯現在二者對“救贖”信念上之差異。所謂“救贖”（salvation之泛指，亦是“救援”之統稱），意指世人心靈深處均多少缺乏安全感。至於克服這種有生俱來不安全感的需要，我們可稱之為一種本能的“救贖”渴望。西方文化反映了其遊牧民族先民的感受，故如現有的水草用罄時，要找出路永遠是尋求外在的綠洲（oasis）。故“救贖”的泉源永遠在外。相反地，中國文化反映了大陸性農民祖先的感受：設若今年收成欠佳，補救辦法不外是從自我努力開始，諸如修築灌溉渠道、改進土壤與種子、甚至改良施肥，以圖增加下次莊稼生產有質與量的增進。農民不能輕言遷徙他地。故“救贖”永遠在於依靠內在泉源與補救，不像西方人那樣若不依賴外在“救贖”，則毫無希望。所以有論者認為：此種觀念足以解釋為何那代表西方文化的美國具有“富不知足，強不能安”之痼疾。
由此，我們可以瞭解為甚麼西方人下意識地永遠要向外擴張，甚至侵略他人土地與掠奪他人財富；而中國人則雖形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卻鮮有願意離開自己家園一步者，更沒有佔人土地或財富之慾望。英國海事專家孟喜思（Gavin Menzies）發現證據顯示中國明朝鄭和的遠洋探測隊在西元1421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比哥倫布早71年。但中國並沒有因此據新大陸為己有。
凡此皆因各自文化差異所致。由此加以引伸，不難瞭解為何西方人在心靈（及宗教）上著重仰望在外的救援（救世主）。中國人則強調自我修養（形同莊稼修葺），這是相信“救贖”在內的表現。中國文化精髓亦在“內聖外王”的崇高理想。對於精英與一般凡人而言，其意義乃在自我修養，以期靠自己的努力來克服身外的苦難或不足。在佛教傳來中國以後，雖然佛的觀念似乎是外在“救贖”之表現，但佛教仍然著重自我修行（和尚也有“苦行僧”之憧憬）。所以與“亞伯拉罕”文化（甚至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教義）截然不同。
來自“救贖”在外的信仰之後遺症
“亞伯拉罕”文化教導世人如要滿足“救贖”的渴望，必須依靠身外的救援或救世主（神：阿拉）。因而養成一種對外在“救贖”泉源的依賴感， 加倍造成對自己毫無信心。貪婪文化之產生，就是在毫無自我信心之狀況下，形成了非奪不覺安全的習性。爭奪而來的財富，相當於外在的“救贖”泉源。但儘管爭奪到手的財富再多，終究不能完全克服下意識的不安全感。
同樣這種“富不知足，強不能安”的感覺，也表現在美國政府與政界的認知上；而且也表現在對外關係（外交）領域。以財富言，美國土地肥沃、物產豐隆、科技發達，工商業居全球之冠。美元為世界通用之貨幣，富甲天下。因用兵中東與阿富汗，軍費開銷過大。又自2008年華爾街崩潰以來，經濟一落千丈。失業率高達8-12%，財政狀況捉襟見肘。可是，不但不知反躬自問，反將一切罪過推諉於中國經濟威脅。甚至有國會議員試圖立法報復美中貿易逆差。每逢美國總統大選，兩黨競選人均誓言須懲治中國經濟威脅作為取寵於選民之手段。
再者，自蘇聯解體20餘年來，美國無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強權。美國的國防預算，幾乎超過其後10國的總和。不僅軍事基地遍佈全球各主要據點，防衛性與偵察性衛星亦漫佈太空。但美國當政者與一般智庫，仍覺處於強敵環伺之下，惴惴不安，更以“中國威脅”為懷。此無他，美國上下俱無安全感也。應驗了“強不能安”之諺語。最終，此種表現證實了美國所反映的西方文化（已如上述）不足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之支柱。
中國文化能起振聾發聵之作用乎？
中國文化之精髓在相關領域上強調“世界大同”與“內聖外王”。“內聖”也者，即指內在精神修養，完善內心世界。其後果是：內心世界完善以後，心靈不再空虛，沒有必要再靠奪取外來物質財富（或強權）來填補心靈。“外王”則是推及外域的功業建樹，以求完善外部世界。按照孔子教導，君子不獨善其身，而須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則須行王道而遠避霸權爭奪。美國以超強之地位，富甲天下之財力，猶不能安，譬如日日見中國之興起而憂坐愁城。一言以蔽之，衹知爭霸權，不知行王道有以致之。爭霸權，或許可以滿足填補心靈之無安全感，但終不能服人。所以，既無“內聖”在先，則無“外王”於後。歸根究底，美國要克服它“富不知足，強不能安”的痼疾，恐最終仍須靠“內聖外王”之解藥。
簡言之，西方文化薰陶之下的美國有三種不良思維（並表現於行動）： 其一，是美國的排他和唯我獨尊的思想。其二，西方弱肉強食的習性。其三，霸道和剝削他人 的作風。
這三點西方陋習，倶不足因應今日（21世紀）國際秩序之需。
中華文化主軸正好相反：第一，相容並包。 第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第三，不以力假仁。因此，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再度興起的同時，中華文化的這三大主軸，對西方的陋習，應該有機會起到疏解之功。這也就是說，中國之包容（及“以大事小”的）文化是本世紀國際秩序最適當的精神支柱。已有證據顯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同此感受。茲舉兩例以說明之。
第一例，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目的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促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用以發展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並實現經濟政策協調。其最終期望乃在營造本世紀西方衰退下之新格局。推出後不出十年，現今中國已與五大洲的150多個國家及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第二例,是另一個由中國發起的“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此銀行於2016年開業，現已有109個成員國。其中除了42個來自亞洲以外，另有26個歐洲國家，22個非洲國家，8個南美國家，2個北美國家，以及9個來自大洋洲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兩點：（A）英國（作為美國最親近的盟邦）於2015年參加“亞投行”，儘管美國反對亦無濟於事。隨後再有法國、義大利及德國跟進。這是由於“亞投行”之作風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或“亞洲開發銀行”（ADB）相較，沒有後二者分別受制於美國或日本的情形。
以上兩項新創舉（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均是“地緣經濟”時代的產物。雖然尚未有人提過，我覺得應指出：如此之構思，正代表中國有意將國際注意力由上世紀的地緣政治之爭轉移至非軍事之爭，以求有助於世界和平。
以上二例代表地緣經濟之作為，足以證明中國之包容文化以及反爭奪軍事霸權的決心；如以之作為新世紀國際秩序之支柱，必有廣大國際支持（已如以上兩例證明）。縱使美國反對，也正如它反對英國參加亞投行無效一樣，不會成功。
結論
在此新世紀國際秩序尋求適當文化支撐之競爭過程，中華文化的三大主軸，尤其與反映西方文化的美國三種不良思維相較，中華文化將成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心悅誠服之選項。職此故，如說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之文化基礎，將取相容並包之中華文化，不致有太大疑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12月號，總第312期，P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