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哈爾濱猶太社區組成以考夫曼為首的遠東猶太人評議會，年底在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代表包括哈爾濱、上海、神戶三地的猶太人計700餘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觀察員。猶太人沒有讓日本人失望，他們通過了一項公開決議:“我們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平，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亞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時與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們時常一起乘豪華快車往返於哈爾濱與大連之間。1938年和1939年，他們又合作召開了兩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
與此相比，更為關鍵的是於1938年底在東京召開的“五大臣會議”。與會諸大臣意見並非一致，而他們爭論的焦點包括是否應該與猶太人合作，以及定居點應該設在哈爾濱還是上海（前者是陸軍的地盤，後者是海軍的地盤），還有如何處理與德國、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微妙關係等。經過漫長的商議與討價還價，一份周到詳密的策劃書終於出爐。猶太人就此成為日本盤中的河豚魚——去除毒素後，鮮美無比。
“河豚魚計劃”正式實施後。日本人與猶太人的合作日漸緊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應邀訪日更是達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個月時間裡，訪問了內閣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獲得大量在各種場合表達“滿洲”猶太人感情的機會，並接二連三地聽到日本人發出的“友善之聲”。在回哈爾濱之前，他被授予“帝國勛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獲得此勛章機會亦很少，外國人更是絕無僅有。
不僅是哈爾濱，日本人的計劃還包括上海。1937年日軍攻占上海，這又給了“河豚魚計劃”的策劃者們以極大鼓舞。上海聚居著大約4700名中東猶太人，其中有許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權力的家族和個人，如地產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遜洋行老板維克多.沙遜、亞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會員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東猶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駐滬總領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猶太人財富的機會，於是在泊在外灘的日本萬噸戰艦“出雲號”上密謀對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諱:“如果猶太人不與我們合作，就把他們絞死。”
之後，犬塚惟重與歐洲猶太人社區建立聯繫，到1939年初顯成效，由日本人、中國人、歐洲猶太人和中東猶太人共同籌資的太平洋貿易公司成立。這個公司成立的象徵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它公開表明日本人與猶太人開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興奮的事:維克多.沙遜接受了他的宴會邀請，這表明日本人已經被上海猶太上等階層所接受。
事態的發展如此順利，犬塚等人趁熱打鐵，炮製出一份機密研究報告《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來。這份長達90頁的文件不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猶太人資金的手段等，甚至還有支配美國公眾輿論的計劃，包括邀請猶太新聞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報道、邀請好萊塢片商到上海拍攝日本人善待猶太難民的電影等，還包括日美兩國神道教與猶太教宗教互訪等。但報告最核心的內容還是建立猶太難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稱其為“亞洲的以色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