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果然當晚就改好了報告，第二天就送給何椿霖。此後，朱鎔基向中央領導不斷游說：“我們現在希望增強中央下決心的力量，批准我們這個報告。”他還代表上海保證，會為全局做貢獻，“讓上海真正在全國一盤棋中做出他應有的貢獻，我們有這個決心。”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再次找到江澤民、李鵬等中央負責同志：“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定要及時。”“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一個月後，4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覆》。由此，上海煥發出新的活力。
“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
1990年到1991年，國際上發生了蘇東劇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出現了嚴重曲折；國內則剛剛發生了政治風波，加上經濟體制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候，鄧小平一語定軍心。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道：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有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這次談話後一個月，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聽取朱鎔基匯報，再次談到浦東的開發。鄧小平說：“那一年確定4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不過，鄧小平用他一貫的自信和樂觀做了總結：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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