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金衝及最初與中央文獻研究室結緣，就是因為《周恩來傳》。
1981年是辛亥革命勝利70周年，時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金衝及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他當時並不知道，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建國後曾擔任過8年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鄧穎超看了，並徵求她的意見，這個作者的文筆是否堪任《周恩來傳》的主筆？
鄧穎超點頭後，金衝及被調入文獻研究室，擔任《周恩來傳》的主編。“對毛澤東，很多事情當時看法不一，寫作條件不成熟。所以《毛澤東傳》就沒有立刻進入日程。其他領導人中，周恩來的資料最齊全，看法也比較一致，所以就先寫周傳。”
因此，《周恩來傳》成為中國官方為領導人所修的第一本傳記。寫作過程中，鄧穎超再也沒有任何干預。
作為主編，金衝及看了全部檔案，執筆寫了大部分書稿，拿到其他人寫的初稿後，也要修改、改寫，甚至重寫。他說：“作為主編，應該對書中每一個字負責任。”
1989年春，《周恩來傳》上册（建國前）首先出版。
鄧穎超讓秘書每天念20分鐘給她聽。“我那會兒一直提心吊膽。聽說以前有人寫的周恩來生平，鄧大姐邊聽邊說他‘真能編’。我很怕也得到這樣的評價。”言及此，83歲的金衝及的表情就像一個等待著論文評判的學生。
不久，鄧穎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廳，稱讚這本書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情況，是一次“最好的嘗試”和“一種創新”。金衝及一塊石頭落了地。
這年下半年，《周恩來傳》下册（建國後）編撰工作接著啟動。
與上册一樣，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審，金衝及任主編。李琦為該書確定了八字方針：史料準確，立論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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