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通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台音樂磁帶得以通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麼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麼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辟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台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蛤蟆鏡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與鄧麗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來”常被用於懷念她的演唱會或文集名字。而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複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
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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