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3日電／據光明日報報導，霍鬆林先生（1921—2017）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書法家、文藝理論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多有涉足，成就突出，而唐詩品鑒方面影響尤大。霍鬆林認為：“詩情、詩意、詩美，是我國一切文學藝術的本質和靈魂，甚至是數千年中華燦爛文化的本質和靈魂。”（《鬆林回憶錄》，第202頁）霍鬆林先生具有極深的文學理論修養，又是詩詞創作的行家里手，還是大學課堂的授業者，三重身份使得他在品鑒唐詩的過程中能夠做到將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融合，創作實踐與文本闡釋融合，教學經驗與品鑒賞析相互融合。從妙解詩情到領會詩意，再到發掘詩美，霍鬆林先生步步為營，漸入唐詩研究的融通之境。
妙解詩情要立足文本以探微抉奧。文學研究是在讀懂文本的基礎上進行的，品鑒作品便成為一個前提。霍鬆林先生以品鑒詩詞而享有盛名。《唐宋詩文鑒賞舉隅》《唐宋名篇品鑒》《唐詩精選》《歷代好詩詮評》《唐音閣文集·鑒賞集》等著述匯聚了這方面的成果。霍鬆林常常是在文本細讀中提出問題進而分析問題。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例，霍鬆林先生的這篇鑒賞文本則從追源溯流開始。文章先是追溯了離別主題的唐前接受史，以江淹《別賦》為中心扣題上下追溯，認為自蘇李、曹植至沈約的相關詩作所表述的是“有別必怨，有怨必盈”的情感基調。而後筆鋒一轉，論定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傳統的送別詩開拓了新的領域，輸入了另一個時代的新鮮血液”。作品的品鑒過程不緩不急，完成了一個抽絲剝繭的解讀過程。文章需要確立文本解讀的背景，自然從知人論世入手，緊密結合王勃其人其事與《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關係展開論述，認定詩作創作於王勃留居長安時期，不到二十歲的王勃正值風華正茂、意氣昂揚，唐帝國也進入平穩安定的發展階段，因此，這首詩稱得上是“豪情壯志譜驪歌”。定准了歷史色調，找到瞭解讀文本的入口，先生方才深入肌理詳解詩歌文本。文本闡釋的第一步是解題，要解決的是“蜀州”與“蜀川”之間的厘定；其次是分聯解讀，從《公羊傳》《史記》《說文解字》到同時代詩人的用法，文字學、史學、音韵學等多方面知識都派上了用場，霍鬆林先生的解讀目的就是讓讀者讀懂，進而入境並領略詩歌之美。頷聯如何承接首聯，頸聯如何“推開一步，奇峰突起”，尾聯“緊接三聯，收束全篇”。具體的解讀中旁征博引，尋根溯源，讀畢方知承繼之來路，讀畢方覺曲徑通幽的妙處。至此作品的主題、背景、語言特徵讀出來了，先生並沒有收筆，而是向後尋索，進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接受史維度。循著王勃向前尋索，從陳子昂、王維、杜甫的作品中，尋繹送別主題“意氣豪邁，格調雄輝”的發展過程，彰顯了王勃改革詩風的成績。最後一個部分則是錦上添花，從傳統詩話中拈出了“偷春格”三個字，從章法特點上分析這首詩的獨到之處以及唐詩中“偷春格”的用法。通觀整篇品鑒文字，史學、文學、美學、語言學等方面修養處處可見，作者針對提出問題令其各自歸位而渾融一體。
領會詩意要根於學理以闡發意蘊。霍鬆林先生重視形象思維，關於形象思維的兩篇文章在學界影響極大，用形象思維品鑒唐詩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關於杜甫《北征》的文章便是用形象思維分析“以文為詩”現象，進而點出賦對詩的影響。霍鬆林先生更注重從創作實踐印證詩歌理論，以詩歌理論結合實踐走進詩世界。故而研究白居易的文章從寫作方法到田園題材，再到詩歌理論，主要圍繞樂府詩創作而展開論述。此外，研究成果往往融入品鑒之中形成藝術分析的開拓創新。如關於《長恨歌》的鑒賞本身就是學術含量十足的大文章。文章開篇就緊緊抓住人物形象的塑造細讀文本，既分析了“詩人僅僅抓住‘重色’的特點塑造唐玄宗李隆基的形象”，又分析了“詩人從表現李隆基‘重色’的角度塑造了楊玉環的形象。”前半篇注重分析塑造形象的藝術構思，後半篇則圍繞“長恨”本身的敘事闡發開來，先生以解《長恨歌》題目加以過渡。第二部分則從人物性格、寫作手法、語言特色、情文關係等方面分析《長恨歌》的藝術特點，對於藝術特點的概括準確而精當。第三部分則聚焦於千載以來的主題之爭，諷喻還是愛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後一部分點出《長恨歌》的文學傳播效應。先生旁征博引，寫成的鑒賞文章如蜘蛛結網一般布局井然有序，所用的眾多材料了然於心而自然融入文本。真可謂詩情、詩意、詩美兼具。融會貫通要詩史互證以言出有據。霍鬆林先生的論文中，以論杜者最多。張忠綱《霍鬆林先生的杜甫研究》一文認為：“霍先生對杜甫杜詩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對杜詩思想意蘊的獨到闡發，有對杜詩藝術的深入探討，有對杜詩影響的條分縷析，有杜詩鑒賞，有杜詩今譯，有個人吟咏，有敘述，有分析，有議論，而在字里行間又充溢著詩人的詩情詩趣，新見時出，精彩紛呈，蔚為奇觀。”（李炳武主編《霍鬆林先生學術評論集》，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頁）《從杜甫〈北征〉看“以文為詩”》《紀行諸賦的啟迪，五言古風的開拓——杜詩雜論之一》《相與情義厚，贈別拓詩疆——杜詩雜論之二》《杜甫〈秦州雜詩〉的格律特點》《杜甫卒年新說質疑》《尺幅萬里——杜詩藝術漫談》《杜甫與偃師》等均有新見。霍鬆林先生在不斷探索的基礎上寫出了“杜詩雜論”系列文章，第一篇便探討《北征》的“以文為詩”，而後進一步論述中古時期紀行賦對杜甫《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北征》的影響。《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北征》這兩首紀行詩是杜詩被稱為“詩史”的代表作，先生圍繞這兩篇經典譯詩、品鑒、研究三位一體，詩題、詩體、詩藝、詩史盡在其中。譯詩實際上是解詩的一個環節，也是教學備課和授課的準備工作，如所譯杜甫《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就是在發給學生的講義中找到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霍鬆林先生就出版了《白居易詩選譯》，這本書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還在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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