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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塵肆虐形勢嚴峻，中國環境保護敲響警鐘。 |
沙漠化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雖然中國為治理土地沙漠化開展了大量工作，但是沙漠化的態勢仍然是治理速度趕不上惡化速度，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據國家氣象中心資料，截至4月18日，今年中國北方共出現10次沙塵天氣過程，比2005年同期多4次，其中4次是揚沙、6次是沙塵暴。尤其是4月17日的塵降，一夜之間北京共降下33萬噸浮塵，平均每平方米降塵20克，為五年來最嚴重的沙塵天氣，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評論員：季實）
一、沙塵暴警鐘頻繁敲響 環保重視不足現惡果
1、生態被破壞 沙塵源越來越多
沙塵暴是中國北方春季較為常見的一種災害性天氣現象。沙塵暴天氣到底是自然因素影響的結果，還是主要由於人類活動對環境破壞引起的？這個問題在學術界的認識目前基本一致，即沙塵暴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氣候的乾燥，而人類活動通過干預陸地表面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北京人民網）
沙塵暴的形成需要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沙源；二是沙源的土壤要乾鬆；三是要有較強的冷空氣入侵，即具備產生強風的環流條件。為什麼今年春天北方會出現如此多的沙塵天氣呢？據專家分析，今年以來，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氣溫較常年偏高，降水量為上世紀50年代以來第二少，溫度高導致蒸發量大，使得地表沙土無法固定，地面狀況較差。同時，冷暖空氣較活躍，大風天氣較多，風吹沙土，沙塵自然頻繁出現。（北京新華網）
此外，沙塵暴作為一種高強度風沙災害，並不是在所有起風的地方就能發生，只有那些氣候乾旱、植被稀疏的地區，才有可能發生沙塵暴。在中國西北地方，人口的快速增長帶來不合理的農墾、過度放牧、過度采樵、單一耕種，這些現象必然導致植被和地表結構的破壞，使草原萎縮、土地沙化、生態系統失衡。由於這種造沙的速度遠快于人們治沙的速度，無疑為沙塵暴形成提供條件。（北京國際線上網）
在對近40年來中國681個氣象站氣象實測資料綜合分析後，中國科學家發現，青藏高原已成為新的風沙策源地。此前，中國四大沙塵暴源區分別為：甘肅河西走廊及內蒙古阿拉善盟；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周邊地區；內蒙古陰山北坡及渾善達克沙地毗鄰地區；蒙陝甯長城沿線。
目前，青藏高原荒漠化土地達到了50多萬平方公里，已占西藏總面積的二成，比上世紀70年代淨增近40000平方公里，增長率超過8%。（北京《華夏時報》）
2、掠奪性開發 加劇沙塵暴災害
國家“沙漠化”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王濤認為，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下，人類不斷向未開發的脆弱生態系統遷移和引入不適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將人類不合理的土地開發活動歸結為三個方面：濫墾、過度放牧和濫樵。（北京《人民日報》）
中國沙塵暴日益嚴重，一個主要原因是土地不合理耕作。傳統耕作方法有很大的弊病，對土壤多次耕翻、耙耱，造成一個疏鬆的耕層，土壤得不到保護，這是水土流失和嚴重風蝕的根源。西北、華北地區土地大量開墾，草原過度放牧，人為破壞自然植被，形成了大量裸露、疏鬆土地，為沙塵暴的發生提供了大量的沙塵源，一遇大風便形成沙塵暴。（北京《北京日報》）
傳統社區的蒙族人的遊牧有三種方式：多次遷徙(最起碼隨著一年四季的變化而遷往不同的草場)、二次遷徙(一年之中搬遷兩次，前往冬營地和夏營地，目前牧區的主要遊牧方式)以及走“敖爾特”(臨時遷徙，解決草場受災時的草畜矛盾的問題)。無論採用何種的遊牧方式，其目的都是為了利用草原地帶各個草地的季節差異，以便更大限度地獲取牧草，同時又使草場得到合理的保護。（北京千龍網）
據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所作的調查，畜草承包以後，當地政府通過信貸等政策鼓勵牧民發展牧業，擴大牧群規模，而此時由於1963-1975年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來移民的湧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場和維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載放牧問題在阿拉善蒙族社區普遍存在，並成為有些蒙族社區生態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當地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在客觀上也造成超載放牧現象的出現，1984年開始實行草畜雙承包責任制，而到了1997年才落實草原雙權一制(所有權、使用權、有償使用)。這使得牧民只有利用草原的積極性，而缺乏保護草原的積極性。（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沙塵暴更加頻繁和劇烈地發生，也與亂砍濫伐樹木不無關係。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林野廳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的消耗量約為257億雙，96%來自中國。據日本一位從事環境問題研究的人士介紹，如果按一棵成年樹木能夠生產出一萬雙筷子計算，那麼中國對日出口的200多億雙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萬棵樹。與日本國內所採用的“間伐”方式不同，中國的森林採伐大都是採用“一採光”式的砍伐方式，應該說這是對現有森林資源的一種毀滅性的採伐。由於後續植樹工作乏力，原本是可再生的森林資源就變成了一次性資源，同時，這也是造成沙塵天氣的根源。（北京央視國際網）
日本人不知道森林的重要性嗎？他們非常清楚。日本國內森林覆蓋率近67%，是世界上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中國森林覆蓋率不到17%。儘管日本的森林覆蓋率如此之高，日本卻不准對國內森林進行商業性採伐，木材幾乎全部依賴進口。而且，日本還通過完善其法律體系，制定了《國有林事業改革的特別措施法》、《關於國有林經營管理的法律》、《關於國有林活用的法律》、《森林法》、《森林林業基本法》等多部法律，來保護其森林資源。（北京《環球時報》）
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繼在一次性筷子的競爭中退出的時候（比如韓國，不僅早就停止了出口一次性筷子，還成了一次性筷子的進口國），為什麼中國人還繼續以毀滅森林為代價，換取那麼一點蠅頭小利？據統計，中國森林在10年間銳減了23%，可伐蓄積量減少了50%。雲南西雙版納的天然森林，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每年以約1.6萬公頃的速度消失著。（北京央視國際網）
日本的森林之所以保護完整，與國民的環保意識不無關係，同時，也與其相關制度的完善密切相關。為了保護有限的森林資源，中國當局應該修訂現行法律，對破壞森林的行為予以嚴懲。同時，應全面禁止木制一次性筷子的生產和出口。（上海《上海證券報》）
3、根治難度大 沙塵暴還將肆虐
針對近日北方地區出現的沙塵天氣，國家林業局防沙辦主任劉拓表示“註定在中國不可能根治沙塵暴”，因為沙塵天氣需要的兩大條件——強勁的氣流和乾燥裸露的沙塵源，都無法予以根除。（北京《中國青年報》）
國家“沙漠化”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王濤的結論也是：中國西北荒漠及其東緣的半乾旱區(內蒙古中東部和東北西部)是亞洲塵暴中心向東延伸的區域，具有沙塵源廣布、突發性強、危害大的特點。未來10至20年內，除個別自然條件好、生態環境得到控制的地區外，大部分地區沙塵暴的頻率、強度和危害程度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大氣成分觀測與服務中心有關人員認為，“20世紀70年代時，中國沙塵暴發生得十分頻繁，而20世紀70年代後至90年代，沙塵暴有所減弱。本世紀初，沙塵暴再度呈現出增強的趨勢，所以，對於20世紀90年代沙塵暴的減少，有人誇大了治理成效。”
例如，1993年，甘肅曾發生“五五黑風暴”，一股極強的沙塵暴突然襲擊了甘肅，天空都刮黑了，並且還有人員傷亡。這樣的天氣現象發生在沙塵暴減弱的20世紀末，治理成效說無法解釋。
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張小曳稱：“沙塵天氣分為浮塵、揚沙、沙塵暴、強沙塵暴和極強沙塵暴，在同一個起沙地，這次可能是浮塵，下一次可能就是沙塵暴，決定因素是氣候。有些年份沙塵暴少發或強度小，但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是治理取得了成效。例如，2003年、20 05年春季，沙塵暴均發生了7次，但2004年和今年都已超過了11次，如果是治理的成效，兩年內反彈如此之大，在科學上講不通。”（北京《法制晚報》）
二、治理荒漠化存在三大誤區
1、防禦沙塵暴不等於治理沙漠
目前，中國在沙塵暴治理上有誤區，認為防禦沙塵暴就是治理沙漠。認為沙塵暴就是沙漠裏的沙粒給人類造成的危害，沒有認識到沙塵暴的主要危害成分是直徑小於100微米微細顆粒，而這些微細顆粒主要來自農田和退化草原，所以應把防治沙塵暴的工作重點放在農田和退化草原上。
防禦沙塵暴有兩個原則，一是減少直接作用於土粒的風力；二是改善土壤表面狀況，提高土壤抵禦風蝕能力或限制土壤顆粒運動。據此，防禦沙塵暴的主要措施就是推廣免耕法。免耕法是最大限度地減少土壤翻耕，將作物殘留於地表的一種耕作體系，是一種改良的、集約的、防禦水蝕和風蝕的耕作方法。免耕法耕作體系取消了許多傳統的耕作作業，如耕翻、耙耱、整地等。作物殘留物覆蓋能有效地減少大風引起的沙塵顆粒運動，可以吸收一部分風力，減少風對土壤的作用力。（北京《人民日報》）
國家環保總局生態研究所所長高吉喜認為正確對待荒漠化是應對沙塵暴的對策之一。高吉喜認為，防治的重點應置於農牧交錯帶、綠洲和西南山地丘陵區；科學規劃農牧交錯區、特別是界定西北乾旱區的農墾的北界，降低乾旱區的墾植指數；轉變傳統的治沙方式，防止引水造林治沙造成的水資源短缺；保護沙漠周邊地區地表結皮、固沙植物等。
高吉喜指出，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從根本上改變，再多的投入、再大的生態建設也只能是修修補補。在全球氣候不發生重大改變的情況下，消滅沙漠是不可能的。（北京《京華時報》）
2、大面積植樹造林難治沙塵暴
提起防沙，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植樹造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稱，在沙地裏種樹，就好比在上面插一排筷子，間距太大，根本起不到固沙的效果。此外，沙地乾燥的環境無法支撐森林所需的大量水分。密集植樹只會破壞水平衡系統，前種後死的例子比比皆是：錫林郭勒盟幾十年來一直在種樹，可直到現在全盟的森林覆蓋率仍很低。事實上，只有用科學方法種出的草場才能真正覆蓋沙地。（北京《中國青年報》）
目前，中國防治思路是以在風沙源植樹造林為主。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陳廣庭認為，“以林治沙的作用有限。”陳廣庭解釋，沙塵的移動路徑有三種：
第一種是蠕移，貼著地面進行；第二種是躍移，跳動式移動。這兩種是主導，離地面高度在40釐米以內有97%，防護林對此的阻擋作用有限。衛星遙感照片顯示，如果防護林裏沒草，沙子照樣可以通過上述兩種方式穿林而過。
還有一種是漂移（也稱懸移），離地面的高度在5000米左右，這也是防護林擋不住的。（北京中國網）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的觀點是，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草原上有草，地是濕的，沙塵暴從何而來？林就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農業部畜牧業司副司長宗錦耀認為，“防沙治沙應尊重自然規律，乾旱地區適宜種草，種樹那是勞民傷財。”（北京《新京報》）
3、過於迷信人定勝天錯誤理念
曾經在報紙上讀到過一篇通訊，題目叫《從沙逼人退到人定勝天》，這篇通訊寫於上世紀90年代末，描述戰鬥在防治荒漠化前沿的內蒙古烏審旗人，讚揚他們“人定勝天的膽識和氣魄”，並且大膽地預測治沙的前景：大辦沙產業，小康路上的急行軍。如今來看，烏審旗的揚沙天氣並沒有好轉，反而進一步惡化。戰勝自然，實踐證明，這是人類最虛妄最自欺欺人的口號。（廣東南方網）
人定勝天，《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指人力能夠戰勝自然”。這種理解不一定正確。史學家劉祁說：“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定”，作的是“謀略”解，“勝”，也只是優於、強於之意，全句的意思是：“自然在體現它的意志時優於人類，人類在體現他的意志優於自然”。而且，從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人定勝天”與“天定勝人”，二者是相輔相成、舍此失彼、密不可分的。然而，今人不但誤讀，而且斷章取義。
將人定勝天，簡單地概括為“人一定能戰勝自然”，甚至將另一半“天定勝人”打入冷宮，與其說這是“無中生有”，不如說這源於幾十年來的“政治正確”。（廣東《佛山日報》）
人們以“人定勝天”為理據，盲目改造自然生態，教訓慘痛。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陳廣庭稱，“整個環境退化的過程主要是人為因素造成，錯誤的政策主導了人的行為。”例如1958年大躍進時期,政府曾組織群眾到冰川撒草木灰，搞“融冰化雪”致使祁連山冰川提前融化，“冰川水庫”面積迅速縮減；20世紀90年代政府在祁連山山區搞“冷糧高產”試驗，使石羊河出山水量大大減少。（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三、沙塵暴治理方式亦需改進
1、部門各自為戰 多頭管理並行
全國防沙治沙工作僅為副部級的國家林業局牽頭，由於統籌協調其他數家正部級單位，被指為“小馬拉大車”。（北京《新京報》）
目前，“灌中有草，草中有灌”的綜合防護體系已經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認可。但是，灌木的植物物種屬性再生爭議。
“灌木不是林。”蔣高明認為，作為植被分類的一個重要單位，灌叢是與森林、草原、荒漠、苔原、紅樹林等並列的。農業部畜牧業司一位元官員也向記者強調，灌木本來就不是樹林，是在草原上這裏一塊那裏一塊的，“怎麼不見灌木單獨成林的？所以管轄應該是農業部門。”
國家林業局防沙辦主任劉拓則持相反觀點：“不僅灌木的生物性特徵是林，法律屬性也是林。”他的依據是，中國森林法第四條之規定，“以防護為主要目的森林、林木和灌木叢都被歸結為防護林。”
實際上，灌木屬於哪一類並不影響治沙效果。但微妙之處在於其屬性直接影響到管轄權的歸屬。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說：“根據政府職能劃分，林的管轄權在林業局，草的管轄權在農業部，誰管理資金就劃給誰。”（上海東方網）
在西北地方，地下水位下降是環境惡化的一個結果，但如今已成了環境繼續惡化的原因。曾有“沙漠綠洲”之稱的甘肅省民勤縣，因為過度利用地下水如今可能成為“第二個羅布泊”。
有關專家說，“現在進行民勤生態問題仍然沒有認真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在閉門搞規劃。”這裏的“規劃”是指甘肅省某規劃院正在設計的治石羊河流域治水方案，“該方案仍然沿著舊的治水老路進行，準備再修6座水庫，幾百公里的水泥管道。這樣做對區域生態環境的恢復不利，並繼續破壞生態平衡”。
專家認為，“民勤或石羊河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沒有從生態平衡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水論水。如果僅靠水利部門一家搞就會走進了一個誤區，越搞越糟糕。”（廣州大洋網）
荒漠化土地的一個重要類型就是鹽漬土，這也是沙塵的重要來源。而來自幹鹽湖的塵暴會產生具有腐蝕作用的鹽鹼塵暴。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韓同林指出，中國西部幹湖盆面積大約在10萬平方公里，每年被大風卷起的鹽鹼土粉塵高達1億噸。由於湖泊的治理權歸水利部門，蔣高明認為“多頭管理降低了效率”。（北京《新京報》）
2、機構設置重疊 投資結構不當
由於農業部是草原主管部門，農業部畜牧業司副司長宗錦耀一直呼籲國家改善林業、草原的投資結構。（北京《新京報》）
一些專家和官員開始反思以往以林為主的防沙思路，這場爭議也涉及了林業和農業部門的職責劃分和投資比例。以京津風沙源工程為例，過去5年國家實際投資共87億元，林、農、水三家的比例是4∶3∶3。
“防沙應該由農業部門牽頭。”農業部畜牧業司副司長宗錦耀堅稱，治沙必須從源頭抓起，如果退化的草場不治理，慢慢會演化成沙漠化土地。（北京國際線上網）
目前跟治沙有關的工程，包括京津風沙源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工程等，其中以林為主。投資也與此相關。2004年，全國林業投資300多億元，草原投資20多億元。
“這是一種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農業部畜牧業司草原處處長張智山的理由，來自於另一組可比較的資料：中國目前擁有各類天然草原近60億畝，是耕地面積的3.2倍，森林面積的2.5倍。以京津風沙源工程為例，規劃10年投資577.24億元，其中基本建設部分，林業占94.26億元，草原占44.038億元，水利占58.28億元。
張智山叫不平，“京津風沙源治理面積6億畝，其中草原面積近4億畝，但規劃中的投資還不足林業的一半。”（天津北方網）
農業部一官員認為，政策不同帶來的經濟利益不同，也使地方造林的積極性遠高於植草。他在內蒙古某縣看到，當地種植樟子松是5塊錢一棵，一畝地按種植600棵計算可得3000元。但退牧還草，每畝僅幾十塊錢。除此，還林、還草可獲得的國家補償也不一樣，還草給2年補助，還經濟林的給5年補助，還生態林的給8年。
國家發改委一官員坦承，這種政策有不合理之處：“我們只考慮到種草比種樹成本低、費時少，所以給的補償低，但沒想到，這樣的政策會在客觀上刺激種樹。”（北京《新京報》）
3、缺乏全國規劃 地方劃地自限
4月中旬，在首次召開的全國環保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的開場白是，“同志們，我們不能閉門開會。會場外，北京正出現嚴重的降塵天氣。北京揚塵天氣已經持續十多天了，這雖然有氣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沙塵暴連續發生，對我們是一個警示。我們在這裏開會，感受到肩上的壓力。”
而面對溫總的警告，面對沙塵的諷刺，山西省環保局長劉向東卻說，“作為首都的西北門戶，一定要共同努力，早日把沙塵暴擋在北京城外。”這顯示不少環保官員在治理環境污染上，還是沒有擺脫劃地自限的思路與做法，意識上還是僅僅把環保作為一項對上交代的政治任務。這是無法阻止沙塵降臨北京的。（香港《太陽報》）
大陸環保形勢依然嚴峻，除忽視環保、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環保指標只是擺設、環保官員未盡職盡責等原因外，劃地自限、缺乏全國規劃，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環保問題上，各地要麼不予重視，要麼自掃門前雪。近年來，一些飽受環境污染之苦的經濟發達地區環保意識增強，投入經費增加，但污染局面卻改善甚微，這不能說與下游治汙、上游排汙的情形無關。
環境污染沒有地區界線甚至沒有國界，中國的沙塵早已飄到南韓、臺灣，甚至美國也抱怨中國電廠的煙塵飄過了太平洋。如果中國不轉變思路，僅僅以“早日把沙塵暴擋在北京城外”為目標，首都固然難保，甚至世界也遭殃。（香港《明報》）
四、治理沙塵暴 任重而道遠
1、地方“發展崇拜”亟待扭轉
中國現在遇到的諸多環境災難，正是由於長期以來，人們過度關注經濟增長，對環境保護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環保欠賬過多，環境治理明顯滯後造成的。
毫無疑問，經濟發展是轉型期中國的主要動力與目標，這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如果人們把經濟發展當成惟一的、至高無上的東西，人們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適得其反、自食苦果。所以，當漫漫黃沙卷過，人們更應該加緊反思我們的“一次性開發”與“一次性發展”，反思“發展崇拜”。
在此意義上，那些試圖以GDP指標排拒一切，那些不切實際地以為只要經濟發展便可以“順手牽羊”地解決一切問題的想法，不過是一種剜肉補瘡式的烏托邦。（《香港商報》）
而且，人們更應該看到環境保護對於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如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指出，“近年來，中國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污染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去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5.1萬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來，全國發生各類突發環境事件就有76起，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一起！”
從這方面說，加強中國目前的環境保護，除了建立必要的問責制與監督體系外，首先要上上下下轉變思想，從“發展崇拜”中走出來，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確立“在保護環境中求發展”的理念，共同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和“人際友好型社會”。（北京《新京報》）
2、遏制沙塵暴關鍵在於管住人
為何“綠化不如沙化快”？通過分析，專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沙化土地擴展，5%是乾旱等氣候原因，95%是人為因素，其中濫墾、濫牧、濫伐、濫挖、濫用水資源等“五濫”是主要原因。專家們大聲疾呼，“防得住沙，還要防住人！如果不徹底改變‘先破壞、後治理’或‘邊破壞、邊治理’的怪現象，生態惡化的趨勢還將繼續。”（北京新華網）
專家稱，荒漠化和沙塵暴是自然條件和人類活動複合作用的產物。地表沙化很大程度上與人類活動有關。防治沙塵應該人沙兼治。
具體來說，一方面應當科學地植樹種草，尤其是在沙塵暴的源頭地區進行綠化。以北京為例，影響北京的沙塵大多是外地沙塵，只在北京等城市的周邊種樹還阻止不了沙塵，重要的是鎖住風沙源頭。另一方面，在西北等生態條件脆弱的地區，推行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鞏固退耕還林成果，減少人類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讓脆弱的地表環境逐漸恢復，才有可能減少沙塵暴的發生。（北京《人民日報》）
國家“沙漠化”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王濤認為，目前，人類控制天氣的能力還很有限，減緩沙漠化的關鍵在於搞好地面的生態保護與建設，特別是地表植被的保護。如果沒有人類活動造成的壓力，在現代氣候條件下是不會自然沙漠化的，在消除了人對土地施加的負面影響後，沙漠化土地可以恢復生產力。（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3、沙塵暴防災減災須雙管齊下
面對沙塵暴的一次次光顧，人們固然要反思如何對沙塵暴標本兼治；然而，沙塵暴是地理、氣候等綜合原因累積的結果，在較長的時間內難以根治，只能期待經過國家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減輕沙塵暴的強度和頻率。在尋求治理之外，對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務部門來講，更需要也是能夠做到的是：把沙塵暴作為城市災害的一種，以切實的措施應對它的侵襲，讓它給人們的生活和城市環境帶來的傷害降到最低限度。（北京《經濟參考報》）
沙塵暴所到之處，是所有人的噩夢。沙塵夾雜著工業污染物，傷害人們的眼睛，引起誘發呼吸道疾病、皮膚病等多種疾病，甚至造成心理病症；沙塵暴使城市交通、環境惡化，損害建築物尤其是文物。所以，在目前國家少數部門設有沙塵暴災害應急預案之外，相關的公共管理與服務部門也要參與進來，制定有針對性的應急預案與應對方案；同時，國家有關部門還要啟動相對的長期研究工作。
比如氣象部門，在加強沙塵暴天氣預報研究、提高預報準確率的同時，可以建立與通訊部門的合作機制，在準確預報沙塵天氣後，在第一時間通過公共傳媒、公益短信的方式，提醒廣大居民，以做好預防疾病、注意出行安排等。而如果氣象部門對沙塵暴估計不足，不能夠準確預報，從而給人們造成巨大不便，那麼它就要向公眾做出合理解釋。（北京《新京報》）
沙塵暴對公眾最大的影響是疾病。據同樣飽受沙塵暴之苦的韓國統計，每年死於沙塵暴的韓國人多達165人，大多數是老人或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而每年因沙塵暴生病的人多達180萬人。由此可見沙塵暴對公眾健康的威脅。所以，衛生部門也要建立起沙塵暴的應急應對預案。針對沙塵暴可能誘發的各種疾病，積極向全社會傳播預防知識，建立沙塵暴期間疾病監控體系；同時，進行對沙塵暴引起疾病的長期專門研究，提高敏感人群特別是老年人的預防有效性，以及相關疾病的治療水準。在沙塵暴發生後，醫院則需要迅速調整、集中醫療力量，應對沙塵暴可能引起的病患高潮。（北京千龍新聞網）
交通管理部門也是應對沙塵暴的主要力量，要像應對暴雨等城市災害一樣，建立完備詳細的方案。比如，加大交通協調能力，避免大範圍的交通擁堵，以及可能出現的交通事故。通過各種快捷、方便的管道，滾動發佈相關資訊，不僅對航班和道路的情況及時通告，還包括將各個路段的事故資訊在第一時間向外發佈。（上海東方網）
環保、環衛等部門則需要做好沙塵暴期間的空氣品質監測和預報工作，並將相關資訊向公眾通報；針對有可能出現的沙塵暴，制訂迅速及時的清掃、清潔方案；而對城市綠化、文物保護部門來說，沙塵暴的侵害同樣需要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此外，學校等人口集中的地方，則要迅速調整課程，避免沙塵下的室外體育課危害學生健康。當前，我們尤其應該及時做好城市的清潔工作。（北京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