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學術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一次性撤銷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論文作者均來自中國。涉及的單位不乏全國知名的三甲醫院和重點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讓學術界深感震驚，也在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
撤稿消息發布前，中國科協立即與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進行了接觸。據了解，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少作者是將論文交給所謂的“第三方機構”，由它們再向學術期刊進行推薦。這些“第三方機構”在推薦過程中未將論文進行同行評審，而是暗度陳倉作假。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論文作者、出版集團和期刊編輯都負有責任。但公平地講，我們不能因為其他問題就拒絕檢視自己存在的問題，涉事作者應該對此認真反思、承擔應負的責任。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論文連續多次被國際期刊大規模撤稿。認真思考背後的原因，有學術品格的問題，更有體制機制的背景。
學術造假并不是中國的特有現象，但相比之下，國外對造假者的懲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懾作用：科研人員的造假行為一旦被查實，就會受到嚴厲懲處，其學術生涯基本終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潛力有多大。被追捧為有望衝擊諾獎的“日本居裡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論文造假被單位除名，可謂身敗名裂；被尊為韓國“克隆之父”的黃禹錫，學術造假東窗事發後被檢察機關起訴，最後鋃鐺入獄。反觀國內，雖然相關部門多次宣示“對學術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聲比雨點大；對於那些涉嫌造假的“學術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盡管主管部門和高校、科研機構都設有“學術道德委員會”“科研誠信辦公室”等學術監督機構，但對於學術不端行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沒能達到震懾心懷僥幸者的效果。
懲處不力，也表現在對造假幫凶——“第三方機構”的處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國內外機構打著“語言潤色”“咨詢服務”的幌子，為那些急於發表學術論文的人代寫、代投，甚至偽造同行評審，提供“一條龍服務”。早在幾年前，就有學者發布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的代寫論文交易市場龐大、“產值”高達10億元。對於這些幫忙造假的“第三方機構”，有關部門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處的恐怕只是極少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