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道中看，指控徐浩殺人的證據似乎遠未達到“確實、充分”。一是沒有直接證據，二是所有間接證據並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三是現有證據存在多處瑕疵。依“疑點歸於被告”的原則，疑罪應當從無。
佘祥林案當年也是一樣，本應“疑罪從無”，法院卻來了個“疑罪從輕”。對故意殺人犯無其他可以減輕的情節，法院本可直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法院基於疑點而故意判處死緩或更輕的刑罰，以便留有餘地。佘祥林和徐浩都是這一特殊的境遇中，被“輕判”送入監獄——— 他們本不該被判處任何刑罰。
和佘祥林案一樣，張文華案和徐浩案也給中國刑事司法體制留下了一連串的問號。在張文華案中，為何張冒用他人姓名走完了整個刑事訴訟流程也沒被發現？張文華並不是“頂包者”，但如果真有頂包者前來冒名受罰，公安司法機關又如何保證在執行死刑之前能夠發現頂包的事實？
在徐浩案中，警方並未找到能夠證明徐浩作案的直接證據，僅有一把刀鞘但上面並無徐的指紋，其他作案凶器如錘子、繩索等，以及血衣均無一找到。同案犯未抓獲，現有證據又不能排除合理懷疑，這樣的案子緣何能訴得出去還判得下來？根據報道，本案中的證人在辨認程序中，也明顯違背了程序正義。
最近北京披露的一起“無屍不起訴案”，恰可作為上述冤獄的一個注腳。一名後媽承認因家庭矛盾，夥同另一男子殺死了繼女，並將屍體掩埋。然而時隔9年後，警方仍然沒有在嫌疑人指認的埋屍地點發現被害人遺骸。由於缺乏必要的證據，去年10月18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決定對兩人做出不起訴決定。這起“無屍不起訴”的個案，儘管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但在平面媒體上，卻是贊譽多過批評。媒體更願強調該案的不起訴合乎“以證據為根據”的正當程序。
正當程序不該成為“特供品”，張文華案已然隨著他的死而終結，但徐浩案仍在等待司法機關一個說法。這不只關乎徐浩一個人的正義，更關乎社會對司法的信心。（時間：9月21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