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陽江市大約30名中小學校長，在今年1月初分別到雲南西雙版納、華東等地公費“考察”和旅遊。陽江市有關部門表示，校長是按有關規定去“考察交流”的，活動費用由各校長回學校報銷。對於中央去年12月初出台的八項規定，陽江市教師校長培訓中心工作人員稱：“文件到這邊可能會慢一些。”
上行未必下效，借培訓之機，以考察之名行旅遊之實，幾乎成了公費旅遊的常態。於是才有了被曝光後，“大家都這麼做”的理直氣壯。至於拿不知“八項新規”為自己開脫，更是在挑戰公眾認識底線。中央規定一出台，全國都應當令行禁止。在信息高速傳播的當下，用“不知情”當理由顯然並不高明。退一步講，即便實施者“後知後覺”，不知新政實施，難道不知公費旅遊之害？即便沒有“八項規定”，公費旅遊的行為也是違規的，應當受到相應的黨紀政紀約束。拿不知“八項規定”作為擋箭牌，有悖基本公共常識。
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公費旅遊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內部福利”。以至於在體制內，什麼級別，多大職務都有著明確的標準。比如某地曾把公費出國按職級劃分，有很多地方，連村一級的官員，也常假借各種理由組織出去游玩。究其因，除了在審批把關、經費控制標準上放得鬆，更重要的在於，對於違規行為沒有嚴格問責與處罰，剛性規定成了擺設。
從已經曝光的大量公費旅遊來看，大多都是採取的“自罰三杯”的內部處罰方案，要麼通報批評一番，要麼返還旅遊經費，或者給予不痛不癢的行政警告，鮮有觸及根本利益的懲罰，這導致一些規定只是“牛欄關貓”，形同虛設。
“八項規定”沒跑過公款旅遊，暴露了在制度執行上的虛弱和敷衍。一個基本常識是，徒法不能以自行。有了規定和禁令只是第一步，關鍵在於如何使規定得到實施，並充分發揮作用。（時間：3月19日 來源：重慶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