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啟動的“山西省十大文化符號”網絡評選，截至6月23日下午5時，暫時排在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長耿彥波，票數達到了1540236票。排在第二位的是晉祠，票數達到468116。
悠悠數千年的地方文化，所評選出來的文化符號，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省會所在地的市長，這樣的結果超越了認識範圍以及內心承受。誠然，文化符號並不拒絕人物的入選，但能入選的人物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的象徵，比如孔子便是一種文化符號，其所代表的儒家理念在時代回響。
所謂“文化符號”，就是能代表國家或地域文化的突出而具高度影響力的象徵形式系統，是一種軟實力的體現。
傳統大於現代，非物質優於物質，應當是評選的基本原則。“山西省十大文化符號”評選，不是晉祠，不是晉商文化，甚至不是省長而是市長，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個人崇拜，其裡面包含的即便有民意的訴求，也與文化無關。
耿彥波有一個很響亮的名號叫“造城市長”。從榆次到大同，其都以強勢手腕推進城市的改造與建設，其施政綱領是“建新城、改舊城，保古城”，其對於地方文化遺產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並因為城市的改造而讓城市面貌發生變化，當地群眾直接受益。2011年12月14日，其獲得了“2011年中華文化人物”的殊榮，得到了頒獎嘉賓余秋雨的高度讚揚。也就是這麼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上演了大同市民春節期間上街下跪挽留的場景。
一個個性鮮明的官員，一個因頻繁強拆而招致非議的行政首長，能不能成為地方文化符號呢？這注定是一個很難回答的答案。
有人說，市長入選文化符號是一種進步，表明個性官員獲得了最大的民意認同。其實上，這種認識本身就有很鮮明的“清官情結”，以及個人崇拜。地方文化符號的評選是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講要體現對歷史、現在以及未來的尊重。個性官員耿彥波固然有其獨到的一面，在文化保護方面也有一定的貢獻，卻未必就符合文化符號的條件，並達到這樣的高度。如果因為“愛屋及烏”，將一切虛名都往其身上靠，這對其本人對文化本身來說，都是不負責的表現。
將地方文化的保護和發揚都寄托在個性官員身上，並依靠其強力手段給予推進，這本身就是一種荒唐的現象。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不是真文化保護，拆舊建新也不是文化傳承，“拆遷市長”式的開發與建設，如果能夠成為地方“文化符號”，這不僅是文化的悲哀，其實也是整個社會價值的悲劇。在民利與官利之間，沒有文化本身的屬性，拿什麼去證明自己的符號意義？（時間：6月25日 來源：潮州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