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江蘇睢寧縣在國內首創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系統，自2010年開始全面推行大眾信用信息分值，全市114萬人每年根據分數被劃為四個信用等級，然後享受不同“社會待遇”，比如A級者在入學、就業、低保、社會救助等方面優先照顧。
近年來誠信問題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睢寧探索這樣一個評級系統，初衷無可厚非，也獲得當地一些民眾的支持。目前的主要爭議在於，當地政府主導的這個信用評級系統設置是否科學，能不能做到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至少有部分條款是值得懷疑的。比如，扣分比較多的幾種行為：“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利用網絡、短信誣告他人”，雖然從字面看，“纏訪”“鬧訪”“誣告”等有違法之嫌，但如專家所擔心的，這會不會對正常的上訪、網絡舉報都形成威懾？上訪、舉報是公民合法權利，顯然不該為此被扣不誠信的帽子。
再如，“招商引資”竟然是一個信用加分項目，且不說招商和公民信用有什麼關係，從公平角度來說也不合理。普通民眾根本就不可能得到這機會，更像是為公務人員量身打造。而信用總分是和“社會待遇”掛鈎的，有人為製造“官民差距”之嫌。
建公民信用系統，一個總的原則應是以服務於市場，服務於增加社會福祉為目的，而不能成為政府強化社會控制的手段。還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依法征信，不能由“長官意志”說了算。睢寧的做法在這兩個方面，顯然會引來人們的質疑。
針對這些問題，有人主張政府應最終退出信用體系建設，改由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作為信用建設主體，這其實是一個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選擇問題。各國信用體系建設大致有兩種模式，即歐洲的政府主導模式和美國的商業化模式。可見由政府主導信用體系建設，也並無不可，至少可以由政府發端與引路。問題的關鍵還是，社會信用的內涵是什麼，採用一個什麼樣的指標體系進行信用評價。
此前有媒體報道，國家信用體系也正在建設之中。根據規劃，社會信用將覆蓋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但具體的指標體系設計，還是應當多方參與、公開討論，以尋求共識。
睢寧的做法提供了一個案例。比如，是否有必要將各種不同領域與性質的信用信息統統數字化，弄出一個總評分，從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畢竟信用體系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於“用”，用戶看重哪些信用指標，應由用戶根據行業特點和特定目的靈活選擇。
而政府部門根據信用來給予不同“社會待遇”，也未必合理，如果所涉待遇屬於人們的合法權利，政府更無權力按等分配，更不能以信用分之名隨意剝奪。（時間：6月20日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