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睢寧縣2010年以來，對全縣114萬市民進行信用評級，根據分數被劃為A、B、C、D四級信用等級，圍堵鬧訪扣分、招商引資加分的評價標準，被質疑政府將社會信用體系當成了行政管理的主觀性工具，睢寧信用體系是道德綁架還是誠信創新？
客觀而言，在信用稀缺、大力建設誠信社會的當下，這樣為居民信用平等“定級”並施以一定的獎懲措施，無疑會促進當地社會各界誠信意識的有益嘗試。
但事實上，這樣的政策從一開始推出就引發爭議。除了目前全國信用體系建設滯後、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使得這樣的信用“定級”建設缺乏明確的法律支撐的疑慮外，更重要的是其有關具體措施是帶有很強政府“私利”性質的。
據介紹，睢寧這套大眾信用級別劃分“三六九等”，打分評級系統涵蓋了個人生活的各方面。比如“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扣50分，“利用網絡、短信誣告他人”扣100分等方面。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信用普遍不令人放心的當下，由地方政府來對這些所謂的百姓不誠信項目進行認定並加減分，作為當事一方，政府獨自說了算，無私都有弊，確實給人一種強烈的暗示：上訪、告狀、網上舉報在睢寧都有很大“風險”。也就是說，這些類似加減分條款規定，是在強化政府自己說了算，且在沒有透明公正的第三方評估機構來實施、認定、把關的情況下，無疑讓原本強勢的政府更加強勢。
這在事實上便利了政府管制，卻不利群眾更自由民主行使個人權力，尤其是在法制還不很健全、人治痕跡不乏例證的當前。反過來講，這極有可能成了一種地方政府可能借此隨意管制百姓合法行動的手段。或者說，若要群眾放心政府在這些項目的認定和加減分上客觀公正，誰來保障政府的這種信用，誰來為（睢寧）政府的信用打分“定級”？
由此可見，人們爭議睢寧為群眾信用打分“定級”，反對的不是信用打分“定級”這一制度本身和制定實施這一制度的初衷，而是信用打分定級中的一些具體配套措施，如加減分規定中過分的政府意願、和政府插手信用打分定級中太過濃厚的政府管制色彩。
因此，在睢寧信用定級問題上，短期看要盡量删減政府既當當事人又當裁判的有關“私利”條款規定；而從長遠看，則是培育信用服務市場，實現信用評價由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承擔，形成比較完善立體多層次市場化的信用體系。（時間：6月23日 來源：華商晨報 作者：餘明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