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源於意外，缺會者根本沒有想到缺席會議，會被地方黨報點名批評而“示衆”。對於黨員幹部缺會，很多地方的做法僅限於寫寫說明，或者搞個內部通報，但在大庭廣衆之下曬信息，這種做法確實還並不多見，難怪令很多被批評者感到不適，也有許多引起外界關注的看點。然如果從事件的動因來看，這種非常態之舉再度暴露出在作風整治上的“制度性缺失”。
參會人員缺習三分之一，而不假者又占缺會者近半數，難怪會讓市長“很生氣”，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點名批評。換言之，若沒有“領導震怒”也就不會有點名批評，自然若下一次領導“不震怒”或者“不生氣”，那麼此種做法也就可能會成為絕唱，而缺會的流弊依舊會根深蒂固。因而，就缺會背後的真正原因進行反思，並從作風治理的角度去強化制度性構建，才不會讓點名通報成為偶然性的“人治”。
若不加以其他輔助性懲戒，那麼通報頂多屬不痛不癢的道德性懲戒。若是有了更為實質的利益關聯，比如扣發工作津貼，失去評先評選資格，或者在職級晉升中受到影響，在道德污點之上有了更為剛性的懲戒，對缺會的後果才會心生敬畏，也才會恪守紀律邊界而不敢僭越。2014年，南京紀委官方微博“鐘山清風”發布微博稱，在1月25日召開的全市城建城管環保工作動員大會上，溧水區城管局副局長俞立新沒有請假，而讓人代開會並遲到，經核實，決定給予俞立新免職、通報批評的處理。然而相對這樣嚴苛的個案來說，更多的是不了了之的保護式縱容，於是才有了不假缺習的底氣。
近年來，庸懶散浮拖的作風問題，成了一個久治難疾的頑疾。雖然相應的治理活動開展了多輪，但往往是“整治年年搞，問題依舊在”，甚至異化成作形式主義對付形式主義。究其原因，在於對作風的肅正與治理，沒有納入制度的常態化，往往臨時起意較多，很多措施也沒有成為長期機制，或者在執行中打折變樣。正是普遍性的失之過軟，失之過偏，才陷入了“治理顱——反彈——再治理”的惡性循環之中。結果領導震怒也好，史上最嚴也罷，都只能起到臨時性的效果，而且這種“殺雞儆猴”的做法，也日益失去了其威力。
現實中，類似於“點名批評”的做法並不鮮見，比如2010年，廣州宏城花園的違章建築在五年中越來越多，投訴舉報無用而引起副市長震怒；同年，河南許昌官員“說空話”被市委書記趕下台。至於在環境污染的治理中，“約談”與“通報”早已成為常態化手段，但恰是“一票否決”制度沒有得已真正落實，才使得污染狀況日益嚴重，也讓既有的制度安排成為擺設。
治缺會流弊應正視“制度性缺失”，一是解決制度本身的缺失，或者說要進行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像對缺會者進行“黨報批評”的做法，就應做到常態化；二是解決制度執行的問題，避免其成為紙面擺設，領導重視時就用一下，不重視就放任自流。而要做好對執行者的監督，對監管者的監管，讓制度管人管事不淪空，還得從法治層面尋求破題，並以此作為對政府自我管理能力的檢驗。（來源：光明網 作者：堂吉偉德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