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這句話不僅引發全場掌聲，在會場外也迅速引起廣泛關注。知情人士說，這句話是李克強總理自己加進報告的。
“有權不可任性”是很通俗的說法，簡單易懂，實際上可看做是依法治國的新表述。權力本身自然無所謂任性不任性，任性或不任性的是掌權的人。手握權力的人任性，也就意味著權力不受約束。如果權力可以這樣用、也可那樣用，可以亂作為、也可不作為，總之可以從心所欲就是沒有規制，這就是用權任性。有權任性的諸多危害不必多言，不可任性是一種權力自覺和真誠告誡，問題的關鍵還是使有權從不可任性到不能任性。
一個官員或一個部門，如果權力很大、很多，那麼即使有監督，不但監督成本高，恐怕也監督不過來，更有可能的是架空監督。所以，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政府權力要做‘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各級政府都要建立簡政放權，給企業鬆綁，為創業提供便利。”行政權力太大太多，不僅抑制社會活力，紊亂市場秩序，也必然導致權力走向腐敗。正如李克強總理說：“腐敗現象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要以權力瘦身為廉政強身。”
可以說，政府權力做“減法”、權力瘦身，是實現有權不能任性的一個重要前提。去年，國務院各部門取消和下放了246項行政審批事項；今年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建立規範行政審批的管理制度。實踐證明，去年，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中，新增就業不降反增，這顯示了包括行政權力瘦身在內改革的巨大威力。
有權不可任性的表述，最本質的體現是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一個不那麼任性的人，為什麼有了權仿佛也會變得任性起來呢？還是由於有權能夠任性。可以說，做到了有權不任性，則一定是依法行政的結果；而有權任性，無論其表現如何，也一定是與依法行政背道而馳。亂作為是任性，“法無授權不可為”是不任性；不作為是任性，“法定職責必須為”是不任性。因此，讓權力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是有權不能任性的根本保證。
權力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首要的一點是權力法定。如果認為自己手上有權，就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就是典型的任性。但老實說，這樣的任性表現已經存在很久了，至今也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今年人大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而這部法律的修改，將有力糾正有權便任性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比如確立稅收法定原則，那麼，政府要想收稅，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說了算，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政府自己說了算。又如，政府經常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創設權力，隨意減損公民權利和增加公民義務，以後恐怕也不能再如此任性了。
消除有權任性的行為，除了權力瘦身、把權力納入法治軌道，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讓公民清楚地看到權力運行的軌跡。政府報告中強調，制定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有了諸如此類的清單、且這樣的清單被公之於眾，人們就不難判斷有權者是不是在任性用權，就可以通過便捷高效的監督方式和監督渠道維護自身的權益。
從有權任性到不可任性到不能任性的過程，也就是依法行政逐漸實現的過程。（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