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一個名叫吳昕怡的天津師範大學女大學生吸引了無數人的關注，因為她在風華正茂的年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對於這樣一個悲劇，輿論的反響除了遺憾更多的是不解，這與她生前的種種遭遇有關：在自殺之前，她受到“特殊照顧”，長期住在一個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單間”，有多種因素導致了這種充滿隔離感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竟因為她是乙肝病毒攜帶者。
得知自己患有乙肝前，吳昕怡和許多大學生一樣過著平靜的學生生活，在母親陳小玲眼裡，女兒溫順乖巧，熱心腸，喜歡搞怪。直到一次義務獻血之後，吳昕怡發生了變化，她被確診為大三陽，也就是乙肝病毒攜帶者。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先是周圍的同學疏遠了她，然後她經歷了幾個月的休養。真正的變化發生在重新入學那段時間，據家屬的說法，學院的領導要求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在醫院無法開具此證明的情況下，吳昕怡的父母和學校采取了折中的處理辦法，她一個人被安排住在一個“單間”，從此開始“隔離”生活，在接下來的半個學期，她都獨來獨往，悲劇發生在4月10日下午，吳昕怡在燃著炭火的房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吳昕怡為什麼選擇自殺，對此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她的母親和同學都證實她是一個脆弱、敏感的女孩，她留下的遺書也說：“我覺得人生好長，看不到終點。”但如果將悲劇歸結於個人性格恐怕過於簡單。從媒體的報道不難看出，在得知自己是乙肝病毒攜帶者之後，吳昕怡的心理發生明顯的變化，同學們不經意間疏離了她。當然，這種無形的影響盡管存在，但其實難以測量，唯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吳昕怡為何開始獨居生活？這種近乎隔離的生活是否由歧視導致的？這個問題是外界的主要困惑，也是很多人對事件表示憤怒的原因。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吳昕怡的父母和校方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陳小玲的說法是：學院領導告訴她，如果孩子堅持要來，學校只能給她調單間宿舍。家屬甚至為此寫了一份“父母說明書”，其中提到，“在單獨居住期間產生的身體及精神的後果自願承擔”。對於這樣一種結果，家屬表示是在“不想休學就得住單間”的壓力下寫這份說明書。而校方并不認為這份說明書有強迫性，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說，住單間“是學生和家長自己的決定”。該校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也表示，對於乙肝病毒攜帶者，學校在學習生活上和其他學生沒任何差別對待。
無論是強迫還是自願，責任的劃分顯然不可以僅僅憑借這份說明書。昨天晚上，天津師範大學就媒體的報道做出回應，再次強調吳昕怡母親強烈要求校方讓女兒回校學習，但是，校方并未說明是否要求其出具“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證明。如果這一環節屬實，那麼後面的解決方案或許與這一要求直接相關，至於這個方案是由校方還是由家屬提出，家屬是自願還是被強迫，已經偏離了問題的關鍵，爭論的意義并不大。
而如果校方沒有要求出具這份證明，如其聲明所提到的那樣，家屬是主動要求吳昕怡單獨居住，那麼，對於事件的反思就有必要回到另一個層面。常識告訴我們，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正常生活，不會對他人造成影響。要保護乙肝病毒攜帶者，就必須避免各種形式的“隔離”。家屬的獨居要求明顯對吳昕怡不利，而校方如果看到這種“隔離”可能強化吳昕怡的被孤立乃至受歧視，本來也應該明確反對這種要求。
目前看來，這樣一個悲劇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這樣的證明當然不合理，校方應該避免提出這樣的要求，除此之外，無論校方還是家長都應該看到自身的責任，避免被隔離，是保護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基本要求。（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