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制日報記者在河南沈丘縣調查時發現，該縣諸多職能部門都停靠有未掛牌的行政執法車輛。初以為這是沈丘縣的獨特現象，其後在周口市、商水縣、太康縣等地走訪發現，這種執法車輛沒有掛牌的情形并非鮮見。
作為公衆，我們見識過某些執法人員的蠻橫與囂張，也見識過一些執法車輛在非執行職務期間的招搖與張狂，這種“執法車輛不掛牌”的情形則再一次打開了我們的腦洞。有關部門給出的理由，也再一次刺激了公衆的智商，“經費不足”、“我們只管買車，不管用車”……在許多人看來貽笑大方的理由，前述這些地方的有關部門卻可以解釋得冠冕堂皇。你不理解，那是你智商不够；你不支持，其奈我何。這種任性與霸氣，在我們腦海中浮現的是一幅十足的“官老爺”形象。
我們暫且不去拷問，“執法車輛不掛牌”違法與否，違反了哪些法律；我們也不去深究，這種執法行為的效力究竟如何，需要從哪些方面予以完善。“執法車輛不掛牌”所透射的，則是在許多地方實際存在的法律工具主義意識與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法律工具主義情結，讓很多的機關和部門滋生了諸多任性與霸氣，把法律當成工具隨便使，而忘了法律更應是正義的化身。
河南多地的執法車輛未掛牌，便匆匆忙忙上路執法，一方面是為了“工作需要”，一方面無疑也是為了“規避責任”。你要說這些機關和部門不懂法，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他們回應記者提問的種種“機智”，他們推卸責任的種種技巧，都能很好地揭示出他們是“懂法的”。正因為懂法，他們才懂得，在執法過程中，不能讓公衆抓住“辮子”。車牌如果被公衆拍下來，有關部門就需要作出解釋，與其解釋麻煩，還不如直接不掛車牌。這樣，執法活動就可以更“靈活”、更“便捷”，力度可以“更大”。
有關部門的這種法律工具主義情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其執法慣性和執法思維。在這種思維慣性之下，穿不穿執法服裝、亮不亮執法證件、執法車輛掛不掛牌等等，又有什麼關系。“我在執法，我怕誰”。河南各地的這些執法車輛之所以敢於不掛牌便上路，其背後所持的正是這種勇氣。正因為諸多部門對法律持這種工具主義思維，所以，在有關事項上，能够對其他部門的行為“深表理解”，願意為其他部門“大開綠燈”。在受到公衆質疑時，也能够極盡“智慧”閃爍其詞。 |
